“妈.妈.的哪来的屁？”老耿说：“俗话说屁者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现在咱吃的嘛？哪有五谷，一谷也不谷，一半子谷糠。肚子里有油水才放屁，现在肚子里不用说没有油，连水也让谷糠给吸干了，哪来的屁？就是有屁也让你放不出来，你看把屁眼儿塞了个结结实实，水气不通，你还放嘛？真正是改造好了，自己把屁眼儿塞上了，有屁也不放。”这人低着个头，把屁股撅得高高的，还不时扭着脖子歪着脑袋向上望望。老耿平时说话就特逗，现在掏着屁股还用浓重的天津口音说着笑话。

   “别动！”吕运隆又朝屁股上重重拍了一掌：“你还说改造好了？这个口儿给你堵上了，那个口儿又冒毒气咧！肚子难受得死去活来还叨叨个没完没了，让你上下口通气儿敞开儿放还不天下大乱？”老耿说：“妈.妈.的！下头那个口儿憋着，上边这个口儿再憋着，还不把人憋死？”

    “老耿！你小子又冒啥毒气呢？”这时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来了。老耿头也没抬说：“乖乖！谁的裤裆破了又把你露出来了？不用看就知道是你小子赵义。”赵义说：“你们看看，这还是大学老师呢！说这话，也不顾个脸面。”他以前是个军官，彪形大汉，大方脸，大嘴，嘴角往两边咧着。老耿说：“妈.妈.的，整天撅着屁股让人掏，还顾嘛脸面？”

    “着啊！要啥脸面。”这话投了吕运隆的心思，他洋洋得意地说：“到这儿了也不用说你是教授、军官、科长、处长，我是小偷、流氓，爷儿俩比ji巴一个屌样。到晚上都得撅着屁股上我这儿求救，还想要脸面？”他觉得以前你们这些人瞧不起我们，现在咱们平起平坐了，你们还得听我摆布。

     他在这里很活跃也很热心，除了不断逗人们发笑以外，还大包大揽地主动给人掏屁股。看见白刚犹犹豫豫地站在那里，便说：“同学！你还愣着干啥？脱裤子吧！没人给你掏我给你掏。别害怕，保管手到病除，伤不着碰不破，我都成了掏屁股专家啦！”白刚心气不顺不愿多说话，没有理睬这位热心人，心里说：“就这么个办法，还不如找个地方自己解决呢！”那小伙子见白刚没有回话，也并不介意。便扭过头去对医生笑了笑：“郝大夫，你信不信？干这活儿，我比你技术高明。”

     “那你就每天晚上到这儿上班吧！”郝大夫说,“这里正缺这么个人呢！”吕运隆说：“上班可以！你给点啥报酬？”郝大夫说：“你这是什么思想？看来你这私心也改不了啦！只讲奉献不问报酬嘛！你没听说吗？连工资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啊！可能连干部的工资制都要取消了，你掏掏屁股还要工钱？”郝大夫半认真半开玩笑，同时听得出来对资产阶级fa权也是一种讥讽。

    “说这种话的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吕运隆一本正经地说,“给我个大官当当，我也不要工资。”郝大夫十分认真地说：“喂！你可别瞎说呀！这可是大人物说的，报纸上都登了。小心打你个资产阶级右派，给你个双料帽子。”吕运隆仍然毫无顾忌：“嘿！你们都怕当资产阶级，我正想尝尝资产阶级是啥味哩！可惜呀，从我妈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没离开一个穷字，总是个响当当的无产阶级。”

    “你还羡慕资产阶级？小吕子，看来你还得改造个三年五年的。”这时人们都认为在这里不会改造时间太长，顶多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简直不可想象。所以郝大夫使劲往长里说才说了个三年五年。谁也不会想到，许多人后来竟在这里度过了十几年的漫长岁月。

    吕运隆笑了笑：“三年五年怕啥？告诉你吧大夫，我是无利不起早，私心一辈子也改不了。”郝大夫为他这种坦率感到吃惊：“你还想在这里关一辈子？”吕运隆说：“关一辈子？”说着他又往眼前撅得老高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别直腰，撅高点。”然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对大夫说：“这爷们儿在这儿呆腻味了想走就走。”郝大夫说：“吕运隆！你小子小心关你的禁闭。开什么玩笑，越说越没谱儿了！”他为这个小伙子公然暴露有逃跑思想担心，所以故意说他是开玩笑，给他打掩护。

    “开玩笑？当着队长我也敢这么说。”谁知吕运隆虽知郝大夫给他打掩护，却不买他的账，“其实队长们心里也明白，你看一到批斗的时候就让我们这号人打头阵，净说好听的。什么你们出身好，和右派***不一样，他们是敌我矛盾，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我批斗再积极，劳动再好，他也不敢让我当班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怕我们鞋底抹油——溜啦！”

    他看到白刚还在一旁站着没走，正在津津有味地听他说话，便说：“我一看这就是一位老右(右派)哥，是班长吧？”白刚笑笑说：“你倒挺自信的！”吕运隆说：“嘿！咱这眼力看问题没错！”
 

    “恰恰你猜错了！”白刚一进来看到这里的情况，心里很厌烦。终究来的日子还短，自尊心太强，知识分子架子还没放下来。再难受也不好意思撅着屁股，当着这么多人随便让人乱掏。他本来要走了，可是一听这小伙子的谈话很有风趣，便留了下来。

    “你不是老右？”吕运隆有点奇怪。白刚没有直接回答他那个问题，只说他第二个问题说错了：“我不是班长！”吕运隆说：“咳！那不算错，当班长那是早晚的事儿。”他停下了手里的操作，小眼睛一转又说：“你是刚来的吧？”白刚点了点头，笑了。吕运隆得意地说：“嘿！你看咋样？”他又拍了前面光屁股一巴掌，“又直腰了，撅着！”然后对白刚说：“咱这眼力？看问题没错儿，一看你就是当班长的材料。”

     生活关虽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但是对白刚这种所谓不认罪的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关倒不是最难以忍受的，有一个“苦”字也就到头了。最难过的还是改造关中的交心关，这是对人心灵的折磨和摧残，使人丧失理性，泯灭良知。是对人们内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的一次彻底扫荡。

    交心，曾是多么崇高和美丽的词儿。而且白刚也曾对此坚信不疑身体力行。他认为作为一个心地无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苦难祖国的gong产党员，是无话不可以和党讲的。不管是地下工作时期还是在解放区以及进城以后那几年，他都是这样做的，得到的是温馨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你的幼稚没人耻笑，你的隐私没人宣扬，对你的错误，得到的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不用担心被人用来作为攻击你的箭矢。可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变了，许多美丽崇高的词儿包括交心也突然变了味儿。

    白刚在交心上是吃过亏的，在这一点上的体会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在“肃.反”运动中，白刚被怀疑为“胡风分子”。怀疑不要证据，只要认为可疑就可以关起来，让你交待问题。并且翻箱倒柜把他办公室和宿舍都搜查了一遍，找到的惟一重要罪证，就是笔记本上那句话：“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写学生、教师、青年知识分子。……”全业兴认为可抓住了白刚反对写工农兵的罪证，比胡风还胡风。经白刚反驳后，不但没成白刚的罪证，反成了他的笑柄。但是主持批斗会的人，总会想出新点子来，绝不会就此罢手的。

    有一天全业兴在批斗会上突然问白刚：“你和你老婆都议论过领导什么？”“没有啊！”全业兴冷笑了笑：“你还不老实，你老婆都交待了，某一位领导的肚子……这事有没有？”

    “有！”白刚笑了，心里说，这算个什么事儿？何必转弯抹角地费这么大的劲？便说：“一天在院里聊天，我看劳常同志的肚子太大了，便拍了拍他的肚子说：你看这大肚，该注点意啦！”全业兴没露声色，只是微微点点头说：“好！还说过别的领导什么？”

    白刚觉得现在是搞反.革命问题，怎么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便说：“在这种会议上，说这些干什么？”

   “向党交心嘛！什么话都应该向组织上讲嘛！”全业兴微笑着表示出一派真诚的样子。白刚说：“现在又不是党的生活会，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全业兴拉着长音慢声慢语地说：“有什么意义你不用管，什么会上都应向党交心嘛！组织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害怕，难道你还不相信党组织吗？”

    白刚的毛病就是最怕激将法，觉得这类问题有就是有，有什么可怕的？便又说了某某同志从苏联回来戴了一副大墨镜，他和老婆说过：戴那个干什么？像瞎子一样。还说过某某同志开会时就睡觉，可能有病吧？迷迷糊糊的。全业兴还一再追问，白刚说没有了，他觉得这事说完也就完了。

    第二天一开会，又让他交待，白刚不耐烦说没有了。全业兴的脸色马上变了：“那你说说给领导起外号是什么目的？”

    “我没有起外号，那只是随便说说，有什么目的？”白刚非常惊讶，他们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全业兴声色俱厉，完全不是昨天动员交心时那副笑模样了：“能够有没有目的的事情吗？你给所有的领导都起了外号，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从此就对白刚追个没完没了。从他这里挤出一点去诈他老婆，从他老婆那里挤出一点又来追他。他真后悔自己太天真，交什么心？说出什么来，只能给他们提供炮弹。他们对问题的分析也不想实事求是，根本没理可讲。想整你你就越说越说不清。反正自己没问题，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从此白刚沉默了，不管全业兴说什么再也没能撬开他的嘴。

    当然他为这种态度付出了代价，搞清他没问题以后，仍然把他看押很长时间，直到1956年，有问题的人早都“解放”了他才“解放”。不过终究没有搞出什么问题不了了之，做了没有问题的结论。

    尽管是有惊无险，他在交心问题上，也不得不留个心眼儿了。所以不久以后，1957年上半年的整风“鸣放”中，许多人都热烈响应号召，大胆鸣放，不少人言辞还十分激烈。机关鸣放时，领导又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交心，畅所欲言，不发言领导便动员发言。白刚对“肃.反”中长期被关押批斗，知道没问题了仍然不给他做结论，在他多次要求下做了没问题的结论，又不按政策规定向群众公布，都很有意见。但是他从机关这一连串的行动来看，知道提意见也没用，领导是不会承认错误的。“肃反”中和领导对立，关系已经很紧张了，再提意见关系只会更加紧张，所以什么也不准备说了。只是一些人一再劝说，“肃反”时斗你那么厉害，你就没意见？为什么不说？他才不得不说：“那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还说他干啥？”

    整风“鸣放”过去以后，便开始了“反右”。

    不是号召“鸣放”吗？怎么“鸣放”一完又抓“右派”进行批斗呢？许多人表示惊讶，根本没想到。

    其实在“鸣放”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便察觉到有了问题，认为事情发生了质变。写出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党的高层中传阅。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社.会主义，拥护gong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现在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这以后，还在“鸣放”，但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是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为反右作准备了。

    反右一开始，积极鸣放的人心里都敲小鼓了，白刚心中却非常宁静。鸣放时自己没说什么，怕什么？他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和反党联系在一起。

    他哪里知道，一张网正在悄悄张起，而且这张网的中心，正罩在他的头顶。令人奇怪的是反右开展很久以后，几十个人的机关已揪斗了好几个人了，但仍然没有他。只是让他坚持日常工作，不让他参加批斗。后来干脆把他抽到省委工作组到农村搞“鸣放”去了。

    其实这是一计：这次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又是全业兴，他深知白刚这个人是块硬骨头，不好啃。“肃反”运动中被整得那么厉害，他什么问题都没承认，最后竟连个检查也不写，闹得领导十分难堪。这次“鸣放”时又有许多人为他鸣不平，那次鸣放汇报会上自己的尴尬处境他还记忆犹新。就是这个白刚，使领导一次次陷于被动，抓右派他当然首当其冲。

    可是全业兴知道，他群众关系好，这次“鸣放”又没有什么过激言论，直接从他身上开刀，肯定又是僵局。可是放过他，领导在群众眼里不是威信扫地吗？而且从“肃反”运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和领导一直是对立的，对自己更是仇恨的。他在机关很有影响，留着他对自己来说就是个祸害。而且反右各机关都是有指标的，不抓是不行的，既然如此，不抓他抓谁？所以决心端掉这个顽固堡垒。

    机关已经揪出的几个人都是和白刚关系较好又积极为他鸣不平的，包括他的妻子。揪出这些人，就是为解决白刚作准备。他们不会像白刚那样顽固，所以便从“薄弱环节”开始了。白刚被派到农村以后，被批斗的人的主要问题便集中到一点：“鸣放”时为什么你们都为白刚鸣冤叫屈？你们是受人指使的，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问题所指已经很清楚了，这几个人虽涉世未深，心里也明白是说谁。起初还僵持着，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批斗终于有人坚持不住了，看到反正是过不去，便承认“鸣放”发言和白刚商量过。就这样机关挖出了“反党集团”的消息马上见报了。

    白刚这时还在省委工作组工作。他一看这个消息就明白了。名单里有他的妻子，而且说得很清楚，她受她最亲爱的人主使等等。很明显领导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已把他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这使他十分气愤。就是判决一个罪犯，也得先问问口供，听听本人的陈述才可以定案吧！怎么能连情况都不问，本人还不知道就定案见报呢？

    很快就把白刚调回了机关。全业兴立即找他谈话。昔日这个让他头痛让他讨厌使尽全身的解数不仅没能治服他而且屡屡使自己处于尴尬地位的这个死对头，今日终于成了自己的阶下囚。

    “肃反”中自己稳操胜券的事，满可以在众人面前玩一个“瓮中捉鳖”的游戏，结果倒让他的伶牙俐齿转败为胜，使自己闹得很被动。“肃反”中搞了他半年多，竟一无所获，最后想找个台阶让他写份检查便可以恢复他的工作，而且告诉他只随便检查一下个人主义、对领导有些不满就可以。

    他就是不写，还说到底谁该检查？是领导搞错了，让我写什么检查？就这样公开和领导对立、叫阵，多关了很多日子，仍然不回头。最后只有让他暂时工作，不了了之，闹得群众对领导意见很大，对他倒很同情。

    反右来得真及时啊！现在好了，群众终于觉悟了，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他们两口子已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不过他终究是机关的老人了，而且他在机关中有些影响，有人未必在心中都和他划清了界限，领导班子中有人也以为他是个人才，处理太重也有不同看法。所以还是要争取一下，不要让他走极端。

    全业兴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现在是志得意满，意气风发，既十分严肃，又充满了大将风度。两个相处十来年的同事、战友，几个月不见，没有一句寒暄，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但语气却十分温和：“我想报纸上那个消息你肯定看到了，一定仔细研究过了吧？”

    “还用研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冲着我来的嘛！”白刚虽然声调不高，却充满了气愤。

    “不要那么大火气嘛！看在咱俩多年相处的份儿上，我劝你这脾气要改一改，不然要吃大亏的。”全业兴然后提高了声音说：“你从报纸上知道了自己的问题也好。今天我坦率地告诉你，你的问题省委已经批准了，公开见报了，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我知道你铁嘴钢牙，十分顽固，可是任凭你有十张嘴也翻不过来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承认错误，处理可以很宽很宽，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工作；不承认，只有从严处理。”他几乎是喊叫说：“我告诉你，会严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然后又十分宽厚温和地说：“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不要你马上回答我，希望你回去认真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选择从严的道路。” 白刚回答很干脆。

    “你怎么这个态度？还抱幻想，认为不能处理你？”

    “不！我相信会处理。”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告诉你，对抗运动，是死路一条。”

    “死路我也认了，我宁可下地狱。”

    “你以为不能送你下地狱？”全业兴生气地说，“你再顽固下去，就送你下地狱。而且我还告诉你，知道不管怎么处理你，你也会不服气，我们准备和你打十年官司。”

    白刚马上喊叫说：“我的问题不解决，我准备打一辈子官司。”

    白刚知道这样做没有好结果，但他对机关领导已不抱幻想。他知道不管他说什么他们也会把他整成反.党集团头目的，只不过承认他们编造的“罪行”处理会轻一些。可是那样一来就没有弄清问题的可能了，这时他还幻想，省委批准，还有党中央，还有毛主席，问题会很快解决。即便解决不了，也不会顺从别人的意志编造假情况。

    他这种犟脾气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经过长时间的批斗，白刚的态度没有改变。领导本来决定把他们夫妻俩送农场监督劳动。处分决定都印好了，就等开除他们党籍以后就送走。

    白刚却不知趣，异想天开地在党员大会开除他们党籍表决时行使他党员的神圣权利。念到反对的举手时，全屋子的人都静悄悄的，只有他故意高高举起右手，以示抗议。

    这神圣的一票，一点也没有显出什么神圣，只是惹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于是早已印好的处分决定，又用钢笔重新进行了修改。

    对右派的处理按问题轻重程度和态度好坏分为六级。最轻的是免除职务还保留原工资，然后是降薪、降职、监督劳动、开除公职等，最重的第六级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对白刚的处理，就由监督劳动改成了最重的第六级。

     这一回的交心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以前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解，遇歪曲污蔑可以大声反驳，集体围攻时可以“舌战群儒”。如果不想和他们费那个劲，还可以以沉默代替抗争。现在辩解就是反抗，反驳就是罪行。“舌战群儒”？砸烂你的狗头！沉默，拳脚会让你开口。

    睡在白刚身边的小流氓王显能，是批斗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队部里的批斗会。回来便绘声绘色地表演批斗不认罪的场面，听了都让人心寒。他经常说，再厉害的人，也吃不住我这几拳，没有外伤，不红不肿，就是让你痛得受不了。可是有人也真行，收拾他老半天，他趴到地上再拽起来，痛得捂着肚子也不喊叫。队长问啥先是说没有，后来就一声不吭。我心里说好小子你等着，我要撬不开你的嘴就算你有种！我几下子他就嗷嗷叫开了，还喊叫说你们野蛮，不讲理。

    “你喊什么？”队长说，“你不是哑巴了吗？不是不说话吗？捣什么乱？”他说：“到底谁捣乱？你们这是干什么？”队长说：“干什么？你不认罪批斗你！”他说：“有这么批斗的吗？”队长说：“怎么了？”他往屁股后指指，却啊啊地说不出话来。王显能一边说一边笑，显得非常得意，最后还说：“可好玩了。”

    “那么多人都不能让他说话，你使了嘛招数，让他又叫又闹？”老耿感到奇怪。王显能做了个怪脸，一只手在腰间勾起一个指头，往前一杵又一勾，白刚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儿，老耿却笑了笑说：“乖乖！你小子抠屁眼儿啦？”

    “我隔着裤子就给他抠进去两个指头。”王显能得意地笑了。老耿伸出两个指头点着说：“你小子真够缺德的！”王显能脖子一挺眼一瞪理直气壮地说：“缺什么德？斗阶级敌人，什么手段不能使？谁叫他不老实了！”

    “你老实吗？”老耿笑着反问说。王显能轻松地说：“我就是好打群架那点事，交心时都说了。”老耿说：“都说了？我不信，偷过没有？”王显能瞪起了大眼睛：“绝对没有！有那事是大闺女养的。”老耿穷追不舍，笑得更滑稽了：“操过大姑娘没有？”一提起这事来王显能也乐了：“嘻！那还算个事儿？”可是接着又瞪起眼睛郑重其事地说：“我们那可是她自愿的，算不上**。”

    白刚非常羡慕这些人在这里还说说笑笑，可是他满腹心事笑不起来。原来以为离开原机关就会有说理的地方，谁知到了这里不仅没法讲理，竟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他的心凉了，面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自己该怎么办呢？看来只给你留了一条路：把尊严、人格、良心等等，都扔到大海里去，扔得越远越好，永远不再回来。让正义、真理等等也滚得远远的，不要和他们沾边。要不惜低三下四，见人装孙子，把屎盆子使劲往脑袋上扣，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要悔过认罪，要痛哭流涕，捶胸顿足，以表示自己的真诚……

    可是那我还是我吗？命是保住了，今后的诸多批斗，也可以一了百了，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斗别人。可是那还算个人吗？

    不如此，看来只有等着砸烂你的狗头了。砸烂了吃饭的家伙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做人？你追求的正义、真理还上哪里去找？你等待的平反还怎么去争取？交心这一关，真是把他难住了，痛苦得无以自拔。

    班里的交心已经进行几天了。同样的交心，气氛却完全不同，心情也各式各样。有的痛哭流涕，痛心疾首，但又好像做戏，没有人感动，更没有人同情。有的顽固不化，闹得大家大喊大叫，最后落个鼻青脸肿。但人们喊完了打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说笑去了，并没有什么气愤。有的人交待问题却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不仅自己高高兴兴，连大家也是欢欢喜喜。最让人开心的要算王显能的交心了。

     王显能在中学里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一米七几的个头，细长的身材，浓眉大眼，十分英俊。而且能说会道，巧于心计，所以颇得一些女孩子的欢心。可惜他这副漂亮的外表，没有引他走上正道，却使他在流氓活动中发挥了威力。他厌弃学习，不思上进，最后竟整天陷入为女孩子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境地。终于成了小流氓集团的头目，被劳动教养。他是抢着要交心的：“班长，班长！我说我说。”

    他的情况会上会下花班长已经听过不少了，知道他说的又是那一套，本来花班长也是愿意听他说那种言情小说似的情节的，可是现在是交心，要是冲淡了会场的气氛，万一队长来检查那可受不了，便说：“你不是说过了吗？让别人说吧。”王显能说：“刚来时我有顾虑，说得很简单，我有余罪我交待。”

    交心时领导要求不仅要检查自己原来的罪恶，特别强调深挖余罪，坦白新问题，这才是交了真心。他说有余罪，班长只好让他说了。王显能说：“我吧，以前只交待了和几个人打过几次群架，实际上我们不光打架，为啥打架，都是为争几个女学生。女中有个黑牡丹，挺漂亮，挺风流。她家离学校挺远，一放学我们就在离女中不远的地方等着她。她骑车一出来我们就跟上了。起初她躲着我们，我们几个人就故意围上她，拿车把碰她。她以后就给我们说开好听的啦，还答应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我们俩一起看过好几回电影。有一回，嘿！”说到这里，立刻来了精神，“我摸摸她的大腿，她没反对，我又往上摸，嘿！到大腿根……”班长制止说：“别说这些细节，交待你余罪！”王显能说：“行，不说这事了。以后她和我说：有几个小子在她回家的半路上截她。我一听，嘿，是哪些王八蛋，敢动我的人。我约了几个小兄弟，在她说的那路口上等着，正让我们遇上了，原来他们是四中外号叫‘小棒槌’的那几个小子，他们哪是我们的对手啊，我们上去一顿拳脚，嘿！他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一个劲儿地喊：‘干吗打人，干吗打人？’刚要还手，已经让我们打得鼻青脸肿。我说：‘你们也想玩黑牡丹？看看你们那个熊色！再动她一根毫毛，要你们的小命。’他们说：‘我们就没动过她。’我说：‘看看也不行。’”班长又制止了他：“交待你的余罪！”

    “这就交待。以后黑牡丹就不敢和别人接近了。有一次我把她叫到我姨家，我搂住了她，亲她，她也没咋着。我一看有门儿，就脱她衣裳，她急了：你要干什么？我什么也不说还是脱，把她脱得光光的……”班长不让他说细节：“别说了，你们发生了关系没有？”王显能得意地笑了：“那还用说。”

    “乖乖！你这是不是**？”老耿首先提出了质问,“上次我问你你说女方自愿，这算自愿吗？”王显能没想到会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害怕了：“我们俩好着咧！哪里是强.奸？”批斗很少发言的小广东梁老概对这问题也发生了兴趣：“女的根本没想和你发生关系，你脱人家衣服她抗议，不是**是什么呢？”他身体瘦小，小头小脸，和老耿一样，也是大学里一个老师，什么事好认死理，从定义、原理出发，好抠概念，所以人们叫他老概，这本是个外号，可是后来高队长也叫他老概，这外号便流行开了。今天他又在抠**的概念。王显能一听急了：“不是不是！别看她嘴上那么说，可是脱光了我一推，她就躺下了，完事她还说：这回我是你的人了，你可别变心。以后我们还干了好几回。班长，你说这能算**吗？”

    班长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却问道：“还有吗？”王显能回答得很痛快：“有！”说起这些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小王子”，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没开讲他先笑了：“还有四姑娘。这个更逗，跳着舞我那个东西撅起来了，碰了她几下，她就冲我笑，等了一会儿她说：走吧！我说：干什么？她冲我又一笑，说你装傻，我受不了啦！……”

    他正说得洋洋得意大家也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门外一声喊：“王显能！你的时候在这儿瞎咧咧啥呢？”高队长踢门进来了。王显能马上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回答：“报告队长，我在交心。”

    “你哪里是交心？是给人们开心呢！你在显摆自己，是显你能，你怎么不说说你为什么来的？”王显能说：“报告队长！为什么来的交待过了，现在是交待余罪！”他本来是立正站着，这时又两脚一碰，重新来了个立正姿势。

    “你哪里是交待余罪？是在过流氓瘾，做桃花梦。交待余罪，你怎么不深挖你的流氓思想，你们成群结队地威胁女学生，奸污妇女，还说是女的勾引你？”王显能说：“四姑娘是自愿的，她就在咱这儿的妇女队，不信你问问她。”高队长生气地说：“别说了，你们都是一路货。你显摆什么？净往脸上贴金，说说你们那做贼窝赃的事儿！”

    这话可能是戳到了王显能的痛处，他把胳膊一抡，满脸的不高兴：“报告队长！我可没偷过摸过。”高队长说：“你给我老实点！没偷没摸，你为什么来的？”王显能本来快言快语，说什么都是干脆利落，可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把他问住了。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看队长，又看看大家，然后嗫嗫嚅嚅地说：“我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呀！”

    “你们大家听听，这是个理由吗？”高队长说这句话时好像还很生气，可是说完却扑哧一声笑了：“瞧瞧他们这一家子，看看他们这几家子人家。什么的时候先是派出所把他叔叔送来了，他叔把门一锁，把钥匙交给他爸爸了。接着又把他爸爸和他送来了，他爸爸把两家的钥匙都交给他姨儿了。过了些日子，他姨儿又被送来了。钥匙没处交了，他姨儿说：反正我们几家除了锅碗瓢盆以外，屋里也没啥东西，我们这一去也不知道要三年还是五载，干脆把这几把钥匙都交给街道算了。街道居委会说：你还是带走吧，没人给你经管这个。这不，这几家子人家都到教养所了，连钥匙都带到教养所来了。你说说，都是为什么？”

    这次王显能不仅没有规规矩矩地立正，连那句精神抖擞的报告队长也免了。只是轻轻说了个我不知道，便低下了头，两只脚不停地倒换着在地上搓脚板。这种人平时从不喊冤叫屈，批判别人会大喊大叫无限上纲，好像他们自己是多么认罪服教似的。其实这也是一种伪装一种炫耀。因为在这里，只有这种人才可以在众人面前耀武扬威，才可以在队长面前异常活跃，以此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不惜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来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们爱动手打人，批斗时不让动手他也会偷偷打上几拳，如果受到主持人的纵容，那就更会大打出手。可是一旦感到他在众人面前受到了屈辱，他的精神就会比别人更加难以支撑。他本来是想藉交心炫耀一下自己的，却想不到被队长揭露了一番，显得比别人还矮了一截儿，所以他的精神劲没了，对队长那种故意显示出来的尊敬也免了。

    “哎！你不是自己报名要当右派吗？怎么不反党？”高队长十分奇怪。

    “咦？还有自己报名要当右派的？”大家听了十分惊讶。

     高队长看大家怀疑，史自昭又不说话，便笑了笑说：“我的时候说话是有根据的，不信你们问问他，是不是自己报的名？”见史自昭不说话，队长便质问道：“是不是你自己报的名？说话！”

    “是！”史自昭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可是接着又把头一扭：“我不反党！”

    “你这人可就怪了。”高队长没有生气倒笑了，“你领导过反右，也把别人打成过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才叫右派，你是知道的。你自己报名当右派却说不反党，这话到哪儿能说得通？你的时候好好挖掘挖掘反党思想吧。”

    会场一阵沉默，尽管队长一再催促，史自昭也不再说话，这种摆肉头阵的情况要是在别人身上人们早就喊叫起来了，可是今天人们看队长还没发火，别人谁还发火？况且今天的批斗会也别开生面，自己报名当右派，这种怪事把大家带入了五里云雾中，都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大气不出心急火燎地等着听这天下奇闻了，谁还能喊叫？高队长忍不住了，打破了沉默：“哎？说话呀！怎么，哑巴啦？”见史自昭还是不开口，高队长笑眯眯地挖苦说：“怎么？也觉得委屈咧冤枉咧？别人可能这样，你不会吧？”

    史自昭被队长的冷嘲热讽激怒了，终于坚定地喊了一句：“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

    “你不是右派，为什么自己报名当右派？”高队长严肃起来。史自昭觉得理由十分充足：“自己说是右派就是右派？”

    “哎？”高队长又乐了，“自己都说是右派还不是右派？”史自昭说：“是右派得有证据，得有反.党事实吧？不是凭谁一说就是吧？”

    “你跟谁要证据？”高队长这回火了，“你的时候同情右派，抗拒反右运动。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身为反右领导不认真抓右派，却跳出来阻挡，这是什么问题？现在不敢承认了？当时那股猖狂劲呢？现在知道后悔咧！晚了，不灵咧！老百姓讲话咧，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坐不回去咧！你死了这条心吧！好了，不必在他这问题上多费时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他的问题让大家明白明白就行了。”

    可是大家不明白，不仅不明白，而且引起了更大的怀疑，陷入一个谜团：天下真有这样傻的人？自己往火坑里跳？队长说的是真的吗？他不承认反党，队长为什么不让他挖思想说具体情况呢？他真是反右的领导人？

    许多人把这当成了笑谈，对他采取了讥讽的态度。有人说：这人有病吧？有人说他傻实心了，不知道仨多俩少。白刚却对他十分同情，对他赞叹，为他深深地惋惜。他俩是大学同学，又都有志于文学，史自昭比白刚幸运，大学一毕业就分到了一个文艺杂志社当编辑，经常发表诗作，他的诗在省里已有名气。他们到这里以后为避人耳目，不敢说出这种关系。白刚对他的为人是十分清楚的，公道正派，富于同情心，是个热心肠，说他同情右派，在运动中不那么积极，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他怎么会自己报名当右派呢？这仍然是个谜。有一天中午休息时，他俩凑在一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斜躺在堤埝的阳坡上，白刚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才解开了谜底。

    反右运动来得很快，不仅右派们感到十分突然，连省、市机关的不少领导也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市文化局一把手主要还是抓工作，而是让史自昭抓运动。向市委汇报以前局长也没有认为机关运动有什么不妥，因为重要问题及每个右派定案都是局党组集体研究的。后来因为市委书记在省里汇报受到了省委严厉的批评，认为右派太少，有严重右倾情绪，市委便决心再次掀起一个反右高潮，批评许多单位赶不上形势，尤其是对文化局的批评更为尖锐。说你们那里知识分子成堆，政治工作薄弱，不少人历史复杂，乌龟王八蛋一定少不了，应该比其他机关右派更多。可是你们打的右派，不仅达不到中央要求的比例而且比其他单位还少得多，这就不是一般右倾情绪问题，要考虑你们对党中央的态度，不立即扭转被动局面，就要考虑你们自己是不是能过反右这一关。

     这已经把一把手推向了生死关头，他还能不急？回来就一再批评史自昭，而且话里话外，把责任完全推到了史自昭身上，以摆脱自己的责任。史自昭虽然内心不服但觉得运动当中，还得顾全大局，不愿和局长闹僵，只得口头上承认错误，说自己没能跟上形势。但行动上却一再拖延，运动没有多大进展，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那么多反.党的人，怎能忍心把人家推向火坑呢？但局长有上级的任务压着，怎能容忍他拖延？一个催逼，一个拖延，矛盾便逐渐白热化，一次局长把他逼急了，史自昭便说：“上级怎么逼得那么紧，这也得看实际情况吧！”

    “啥是实际情况？”局长说，“上次汇报会后，许多机关右派都翻了番，咱们没进展，这就是实际情况。”史自昭说：“不管别的单位打多少，我们这里实在没那么多。说实在的，就是以前打的右派，虽有些错误言论，但我看他们也不是从心里反.党，再打实在不够条件了。”史自昭总是劝说局长，让他顶住点压力，不必过分强求数字。

    “打右派可是涉及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一个人的生死关头。”史自昭说，“不看实际情况硬凑数，就是昧良心。”

    “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局长火了，“比例是上级规定的，现在明摆着，咱就是数不够。”

    “你觉得数不够，把我也报上去算了。”史自昭也火了。局长把桌子一拍说：“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史自昭正在气头上，也不示弱：“你报吧！是我说的。”

    史自昭本来说的气话，觉得说完也就完了。谁知道局长正愁着运动扭转不了落后的局面，想找理由摆脱自己的困境呢！史自昭却自己跳了出来，他一想如果把他抛出去，不仅洗刷了落后的名声，而且还会一举成为先进典型，自己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局长很快汇报到市委，市委如获至宝，立即又汇报到省委。省委觉得这还了得，这不是公开对抗运动吗？简直反了，比右派还右派。批示通报全省，报纸、电台曝光。

    这事虽大大超出了史自昭的意料，但是他并不后悔，而更激起了他的反感，他觉得与其当那个昧良心的领导，还不如当个不亏心的右派心里更平静一点。所以不仅不检讨求饶，反而坚持说自己是实事求是的。但他万万也想不到竟然处理得这样重，定为极右，送到这里来了。

    第二天高队长又来了：“你们班还有人有更严重的问题，吕南，你说说。”

    吕南站了起来，犹犹豫豫地说：“我是因为历史问题来的。”还没等他说完，高队长便质问起来：“说清楚，什么历史问题。”和对王显能的态度显然不同。吕南说：“我在国.民党空军干过。”高队长说：“干过什么反.革命活动？”吕南说：“给国.民党飞机装过炸弹，轰炸人民解放军。”高队长说：“你知罪吗？”吕南犹犹豫豫地说：“知罪。”

    “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高队长直奔要害。吕南说：“上士！”高队长不慌不忙地说：“上士？上士几个杠几个花？我就知道你不会老实。告诉你吧！你的时候是一个杠，三个金豆儿，上尉军官，有你的照片为证。还想抵赖吗？”

    “那照片不是真的。”提起那照片吕南就难以控制内心的激动，着急地说。高队长发起火来：“照片还能是假的吗？你朋友的妻子交出来的，能是别人给你伪造？”吕南心情越激动越慌乱：“不是说照片是假的，是照片上衣服是假的，不，不，”他冷静了一下，然后又更正说，“不是衣服是假的，我是说那衣服不是我的，是我借来的……”

    “你们看看，他心慌意乱了。”高队长说，“正说明他心中有鬼，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真是狡猾透顶了，证据确凿还想抵赖。”高队长冲大家说完以后，又对吕南说，“我问你，你借那衣服干什么？”吕南说：“地下党让我送一个紧急情报，那时机场控制很紧，不允许随便出入，机场里地下党领导便叫我穿了他的军官服跟一辆吉普车出去了。送到情报以后，接情报的地下党领导人——我大学的同学，他说这倒挺有意思，你就穿这身衣服咱照个相吧，这就是后来他老婆交出的那张照片。”吕南这时情绪稳定下来，总算把问题说清了。

    “给地下党送情报？谁的地下党？”队长带着讥笑和讽刺轻轻地说。吕南说：“gong产党的地下党。”高队长慢悠悠地说：“你编得多好！写小说行了。”然后突然大声说，“你放明白点，现在不是让你编故事，是让你交心，交待你的罪行。你给gong产党送情报？错了，你是国.民党特务。隐瞒历史钻入了革命队伍。你说你的衣服是借的，证明人呢？以后都没有消息。巧啊！都失掉联系？解放前大学生那么少，一个大学生，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一名小兵子，谁相信？你骗谁？交待你怎么当了国.民党特务，怎么混入了革命队伍。”

    吕南心里痛苦极了。想不到他服从革命需要，打入国.民党机场去做首长的勤务员，倒成了今天说不清的问题。可是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承认是特务，一承认就会追个没完，更说不清了。便说：“我不是特务，就是给gong产党做地下工作。”花班长看准了这是立功的机会：“够了，他不老实大家说怎么办？”有人喊了起来：“老实交待！”更多的人喊了起来：“老实交待！交待！”

    吕南一直没有说话。他觉得这些事在这里是说不清的。高队长显然不满意人们坐着喊：“他不说话行不行？”看到有人连喊也没喊，便说：“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看你们对国.民党特务是什么态度。”王显能突然站起来，接着有些人也站起来，喊道：“交待！不交待过不去！”有些人左看看右看看，又看看队长目光炯炯地正在瞧着每一个人，便也站了起来，围了上去。白刚最后也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大家紧紧地围住吕南以后，他也没有往前凑，只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后面。

    他和其他人相反，不怕别人说自己不积极，也不怕队长说他思想顽固。他倒是不愿意给人一个积极的印象，因为同样的命运很快就会轮到自己。而且他的处境将比吕南更坏，不管内心如何，吕南还口口声声承认知罪。既不想申诉，也不想喊冤，小心翼翼，什么话也不敢说。他呢？申诉的念头虽然暂时打消了，可是他决心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不承认什么罪行。这样他将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所以他不能迎合队长，和别人一样去“积极”。那样很快人们就会说他是假积极，比不积极更坏。虽然当时假积极已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但是他不愿意附和那种潮流。他不愿意违背自己做人的尊严，违背自己的理想。许多人为了理想，命都丢了，既然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他肯放弃这一点，本来是可以不到这里来的。但是他还是宁肯到这里来，也不愿泯灭自己的良心。现在他对自己的选择，也并不后悔。

    吕南今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给他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到队部去批斗，不少人都是王显能这类打人能手，那一关要难过得多。今天这一场也给白刚留下了难题。怎么闯这一关？能坚持得住吗？

    班里大部分人都过了交心关，但白刚还没过，成了他放不下的一桩心事。一想到这里，便会想到吕南。

    吕南这人是个谜。他们俩挨着睡觉又说得来，经常偷偷地说几句小话。虽不敢敞开心扉长谈，但轻声细语的几句悄悄话，也觉得这个人老实诚恳，不像个阴险奸诈诡计多端的人。但领导说他是个特务，他自己不承认，可是又不敢把真实情况亮出来。平时行动也总是畏畏缩缩，小心翼翼，像是有事压在心里，可是又从不吐露半句。这样就不仅领导怀疑，使关心他的人也不免有几分疑虑：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对待批斗的态度，也令人迷惑不解。连白刚有时都为他着急，自己确实历史上有问题你就讲出来嘛！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怕什么？如果自己没有问题，那你就说出事实真相，说出来总会有人相信的。可是他却采取了“摆肉头阵”的办法——任打任骂一声不吭，顶多只说一句：我是给gong产党做地下工作的，不是国.民党特务。再问什么就不说话了。这不是死挺着挨打吗？为什么采取这种傻办法呢？

    他的交心到底算完不算完，也让人捉摸不定。已经好几天没有让他上队部交待问题了，他的事算了结了？要是了结了，又是怎么了结的？白刚比别人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下一步他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吕南虽沉默寡言，但平时他还总是主动找白刚谈问题的。但是对白刚关心的这个问题(他应该知道白刚会关心这个问题)，却只字不提。

    白刚自己采取主动了。一天中午饭后，他看吕南自己在一个渠埝旁休息便凑了过去，直截了当地问道：“交心时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做地下工作为什么不把具体情况讲出来？”白刚所以单刀直入是因为这里没法长谈，怕被人看见引起怀疑。

    吕南用眼睛扫了扫四周，确信没人以后才回答说：“说也是打，不说也是打，就不如不说。”白刚说：“我看还是说了好，领导不相信，有些人心中会同情，就不会打得那么厉害了。”

    吕南说：“越说头绪越多，揪住一个头儿就可能斗你几天，反正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不说具体情况，他们就没有新词儿，只能是喊几句老口号，这样斗着也就没劲儿了。”
 

    “你不说话事儿能算完吗？多会儿是个头呢？”他虽然觉得吕南说得有道理，可是终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吕南说：“你说话事儿就能完吗？在机关里都弄不清，这里把你交给一群打手，还想解决根本问题？”

     “事情总得有个结果吧！你的交心算结束了没有？队部斗争时咋说的？”这也是白刚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他想从吕南这里了解些情况，以决定自己如何应付即将面临的这一场灾难。

    “咋说的？他们还能告诉你实底？我看也就这样了。”

    白刚疑惑地问：“能这样不了了之吗？”

    吕南说：“其实交心让你认罪，无非是给你一个下马威，同时也是杀鸡给猴儿看，让谁也不敢闹腾。你不认罪也不会整天整你，他们不能把人都打得趴下，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听到这里白刚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些。
 

    看到白刚对他的事情很关心，后来吕南又向他讲了自己奇特的遭遇。一切还得从他看见一出“西洋景”开始。(过去有一种小生意叫“拉洋片”，一个暗箱里面有灯，从小窗口的放大镜望去，可以看见里面很大的画片，专放yin秽画，叫“西洋景”。)

    他是北京一名牌大学学生。五十年代，省级机关里大学生很少，他在机关成了“笔杆子”。有大材料也不管是哪个处的，都叫他执笔，忙得他头昏眼花，经常加班加点。那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天黑的早，还没下班人们都走了。吕南赶写完一个材料，想赶紧交给主任，他一看门没锁(那时多是门外钉钌铞，用锁从外面锁门)，知道研究室荀主任还在，便推开了门，见屋里黑咕隆咚没有人。他很奇怪，是主任忘了锁门？他扶着门把手迟疑了一下，正想退出去，突然听到一个极轻微的声音：“有人来了！”是主任的声音。这不是荀主任在屋里吗？他正想说：“这么黑了为什么不开灯？”突然又听到一个声音：“机关人都走光了，谁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吕南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意识地顺着声音朝里边的墙角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吓出了一身冷汗。模糊中见一个女人，光着屁股骑在了主任身上。主任躺在地上，可能是听到有人来了，一个劲儿推她，她还不起来。一起一落地抖动着，正在兴头上。吕南悄无声地退到门外，赶紧走了。

    星期一吕南给荀主任送材料去，想和主任说说材料中的几个问题。平时遇到这种情况，荀主任总是乐于发表议论，今天却一反常态，对材料不感兴趣，很冷漠地说：“不用说了，把材料放下吧！”吕南一看这情况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那好，我走了。”吕南刚一转身，荀主任却无所谓又很客气地说：“上星期六是你找我了？”吕南说：“是！就是送这材料，看屋里没人，便出去了。”主任迟疑了一下，然后客气地说：“哦！我解手去了，回来看见一个人走了，背影好像是你。”

    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假话，但说得又那么自然那么真诚。而且两个人又宁愿把对方的假话当真话听，比对方说真话还要高兴。从吕南来说，两天来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他知道主任的脾气，他要是肯定自己看见这事，便会怀疑你会不会说出去。这怀疑不打消，便会找机会报复你。吕南背着个历史问题，是不敢惹主任的。他不会和任何人说。即便如此，他觉得仍然要找机会表达自己什么也没看见，解除他的疑虑，免得他生报复之心。今天荀主任问到这事，他想这正是个机会，便说那天一推门见屋里没人便走了。既然没人，那自然是什么也没看见。既表达了什么也不会说，同时也免除了对方的尴尬，他觉得这是最合适的办法。荀主任呢？当然不相信他没看到什么。因为他听到门响让那个女人下去，怨只怨那个sao货正在兴头上，不管不顾，折腾得更欢了。吕南能听不到吗？可是他也乐于听到吕南说屋里没人，这样他就不能向外说，也不敢向领导汇报了。

    有一段时间两人客客气气，倒也相安无事。但总觉得内心里有所隔膜。这时领导正要提荀主任当副厅长。主任是老资格，又会来事儿会耍手腕儿，有了提升的机会，自然十分珍惜，但就是担心吕南看见的这件事儿要传出去，提升的事儿非泡汤不可。所以他千方百计稳住吕南，对他格外客气。

    主任如愿以偿，成了副厅长了，还分管人事。接着副主任提拔成主任。人们说荀厅长对吕南那么好，下一步他准是副主任了，论资格、论能力也该轮到他了。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更是吕南所难以想象的。起初有几次是荀厅长为一些不值得的事情，无端地对他发脾气。这时吕南还没有在意，只觉得可能是官升脾气长。可是他很快意识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不仅有时当面给他难堪，在背后也传出了对他不信任的一些话。连别的同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人还偷偷地问吕南：“你是怎么伤着荀厅长了？怎么他对你的态度变了？”吕南的苦涩只能埋在心里，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假装不知道：“是吗？我们之间没发生什么事情啊！”

    要不是另一次偶然的事情发生，问题也许还不至于那么迅速地恶化。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机关里静悄悄地，空无一人，吕南写完厅长让写的材料，想回家休息，路过荀厅长的办公室，想到稿子应该先征求下厅长意见再修改。同时借这个机会和厅长谈谈，也可以恢复一下感情。

    今天机关没人，正是单独谈话的好机会，便推门进去了，这一进可不要紧，只见荀厅长正和一个女人搂抱着，亲着吻着，如火如荼，旁若无人。见到这种情况，便立即往回走。他诅咒自己，怎么这么倒霉，老是碰见这种事情。不过心中还庆幸说：幸好他们没看见自己。不然，会有多么难堪。但他没走出几步，厅长却站在了门外，亲切地叫住了他：“老吕呀！有事儿啦？”态度和蔼，声音温和，神态十分自然，并没有像吕南想的那样有什么难堪。倒是吕南这个书呆子大大吃了一惊，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说：“哦！我是想找厅长商量商量讲话稿的事儿……”还没等他说完，厅长又和气地说：“怎么不进来？进来吧。”

    吕南也只好进屋了，不过仍然不太自然。进屋一看，这个女人不同寻常，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长得眉清目秀，细皮嫩肉。比上次那个女人强过百倍。荀厅长见吕南站着，那个女人羞涩地扭着脸立在那里，便说：“坐！坐吧！都坐！”然后指了指那女人：“老家来的亲戚。”又对吕南说：“你是公事，你先说。”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吕南本来没有心思再汇报工作，此时此刻厅长哪里还有心思听这个？可是厅长让说，也不能不说呀！他便简要说了说讲话的主要内容，可以想象这自然是说的人无情无绪，听的人也心不在焉，果然，吕南说完了，厅长无可无不可地说：“老吕呀！工作也真够认真的，这事你看着写就算了，还预先找我商量商量，稿子写成了，再给我看看不就行了吗！既拿来了，就放这儿吧！”

    吕南像得到了大赦令一样离开了这里。出门以后他深深出了一口气，提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到了肚里。他哪里知道，从此便进入了多事之秋。就说这篇稿子吧，一次一次地得不到批准，一次一个意见，有些意见竟然相反。提一次意见，他就必须大改一次。以后这类事情便接二连三地发生，明显地是在故意刁难。而且背后说了他许多坏话，连别的同志都为他抱不平了：“怎么竟能这样对待一个老实人？”有人也有着类似的遭遇，多少猜到了一些原因，便鼓励他向领导报告。

    他也觉得忍无可忍了，便向厅里一把手吕厅长讲了，但还没敢全说。他想荀厅长和本机关那个女人的事，人们早有风言风语，知道的不只一个人，荀厅长不一定猜到是他反映的。至于和那个年轻女人，可能没有另外的人看见，如果透露出去，荀厅长一下子便会想到他了。所以他只反映了和本机关那个女人的事。但不知为什么，厅长却不相信：“那个女人那么大岁数，也没听说有这类行为，他们俩能胡来吗？”吕南说：“也不光我一个人看见，厅里也早有传闻。”吕厅长说：“传闻不可信。这样吧，遇机会我从旁劝劝他，给他提个醒儿。这事非同小可，你可不要乱讲，事情就到这吧！”吕南不安地说：“我担心他对我还要进行报复。”厅长说：“不会的，有好几位厅长，什么事儿也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你要相信组织。”厅长说到这里，吕南还能说什么呢？他相信厅长的话是真诚的。荀厅长不过是刚提拔起来排在最后的副厅长，他能一手遮天吗？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

    要是在平时，这推断是可信的。但是不久，“肃反”运动来了，一切都变了样儿。厅长给荀厅长的提醒，不仅没有使他的行动有所收敛。而且更激起了他强烈的仇恨。他认定这一定是吕南传出去的，报复之心，迫不及待。“肃反”运动的具体领导人正是荀厅长。他提出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吕南。而且提出立即让他停职反省。说他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这怀疑有什么根据吗？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我们可要慎重对待啊！”吕厅长有些犹豫。荀厅长振振有词地说：“我把他的档案翻了许多遍，发现疑点很多。大学快毕业了，他不等毕业，进了国.民党空军，而且只是当了一个大头兵。这不令人怀疑吗？”

    “不是地下党派他去的吗？”吕厅长早在审干中就了解过吕南的问题。荀厅长故作惊讶地说：“可是找不到证明人啊！而且他怎么到的解放区也没有证明人啊！这不令人怀疑吗？”

    “地下工作时期多是单线联系。”吕厅长说，“一时找不到证明人，也是常有的事。派他到国.民党空军机场和让他到解放区是一个人，就是缺少他的证明。这个人虽然没找到，但是他老婆不是有证明吗？他老婆说的还是很恳切的。”

    本来荀厅长对吕厅长一向是言听计从的，但是在这件事上却没有按领导眼色行事。他仍然坚持说：“那个地下党领导人的老婆虽能证明，但她当时根本不是地下党员，这些事她怎么能知道呢？而且按这个女人支支吾吾的说法，她丈夫是去了国外或是在哪里，都不清楚，这不令人怀疑吗？怎么能相信她的话呢？”

    但是吕厅长最后还是不同意马上采取停职检查的措施，主张多方找找证明材料。吕厅长本来是出于爱护干部的好意，却想不到出现了一个意外的结果。荀厅长怀有特殊目的又派人去外调。新的材料来了，但它没有使问题得以解决，却一下子使吕南跌入万丈深渊，而且封住了党组成员的嘴。

    那是因为一张照片引起的。外调人员带回来一张照片，这是从吕南地下工作领导人戈非的妻子温静那里拿来的。外调人员出发以前，荀厅长便作了明确指示，吕南很可能是***特务。不仅他可疑，连他那个领导人戈非和他妻子温静也都是可疑的。戈非不知去向，他妻子谈起他吞吞吐吐，竟说不知他在哪里。你们这次一定要大胆怀疑，她要仍然坚持吕南是在她丈夫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就要拿出证据来。

    果然由于外调人员的一再怀疑追问，甚至怀疑他们两个关系不清楚。这种侮辱性的问题，使温静这个温顺善良的女同志生了气，她拿出了一堆照片：“你们看吧。这不，这些是他们俩的照片，他俩是好朋友好同志，这你们还用怀疑吗？”

    但是一张照片，引起了外调人员的兴趣，没等温静说完，外调人员便打断了她：“那时吕南是什么职务？”

    “勤务兵啊！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多少次了吗？”温静不知为什么他们突然又问起了这个问题，看了看照片，她才突然明白了：原来照片上吕南穿的是一身军官服，一个杠，三个花儿，上尉军衔。温静笑了笑说：“你们是看到照片上这身衣服了吧？”

    可是外调人员并没有笑，而且变得十分严厉地说：“是啊！这不明明白白说明他当时是国.民党的上尉军官吗？你为什么说是勤务兵？”

    “我以前不是和你们外调的人说过吗？当时敌人机场很严，不许一般人员出入，地下党领导让他送一份紧急情报，给了他一身军官服，坐在吉普车的里面，让他混出了大门。他已经暴露，不能回去，准备送他去解放区。我丈夫说穿这身衣服，正好做个纪念，便照了这张相片。”

    外调人员对她这种解释已不感兴趣：“好吧，这张照片我们需要带走！”温静说：“你们不能就这样带走，要带走我得附一张说明。”她知道不加说明拿出照片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荀厅长拿到了这张照片，如获至宝。他认为这是铁证，看人们还有什么话说！至于那份说明，他不屑地看了一眼说：“纯属欺骗，毫无价值。你们也绝对不要对外人讲。”

    在厅党组会上，他首先亮出了照片，使在场的人十分吃惊，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突然高大起来，俨然成了党的正确领导的化身，用不可一世的口吻说：“我早就说他是派遣进来的特务。你们看，现在找到了证据，他是上尉军官，但他一直隐瞒真实身份，为什么？这目的不是很清楚吗？中央文件说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个机关中，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有人员在内，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请同志们注意：各机关厂矿学校都有，占百分之五左右。按文件要求，我们厅就有五六个，六七个之多，可是我们却一个也没揭出来。像吕南这样的人现在又找到了确凿证据，还犹豫什么？再这样下去是要犯政治错误的，可没法交待啊！”

    这一席话好像在每个人头上打了一闷棍，打得人们哑口无言。政zhi运动中无情的斗争人们都是经历过的，大家还能说什么呢！对吕南的看法吕厅长一直是有不同意见的，尤其又有吕南反映荀厅长男女作风的问题掺杂在内，总觉得在这问题上应该慎重些。可是他也知道这样一个大机关不搞出几个***来是交待不了的。何况现在吕南确有可疑之处，别人不发言可以，一把手是必须表态的。吕厅长终于发言了：“荀厅长抓这项工作，对中央精神确实吃得透，怎么样，就按荀厅长意见办吧！”没有人反对，这意见也就算结论了。

    情况急转直下，吕南立即被看管起来。荀厅长经过厅党组会上这一番较量，旗开得胜，顿觉身价百倍，找吕南谈话时完全变了一副模样，声色俱厉：“你伪装得很好啊！欺骗了不少人，但我早就看透了你，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特务。”

    领导定了调子谁敢反对？从此机关里工作全部停了，白天斗，晚上斗，夜里有时还要加一个班。斗争虽然日夜不停，但后半夜基本上休息，吕南还可以脱衣服睡会儿觉。后来换了一个女人带班，情况便完全变了样。此人在斗争中异乎寻常的积极，大会上很少有人动手的时候，她便是最爱动手的一个。当了夜班带班人以后，一来便向吕南宣布三条纪律：不许脱衣服睡觉；不许喊叫；什么时候一叫就得起来。不许脱衣服，吕南想因为她是女人，整夜在一个屋里，有些不方便，觉得有道理。不许喊叫这是为什么？吕南想错了，这三条是一个整体。很快他就体会到了这个女人多毒。

    晚上的批斗以后，吕南本可以睡觉，可是这女人带班以后，不是让他跪砖头反省问题，就是立在凳子上坐飞机。尤其是当她一个人在屋的时候，更是吕南的末日。只见她围着吕南转，这边屁股上一拳，那边腿裆里几拳，她一打，吕南便喊叫，她便严厉地斥责说：“不许喊叫！”这时吕南才悟出了为什么会制定“不许喊叫”这一条纪律。

    一个女人打几下还值得喊叫吗？因为她手里拿着一根大针，是用针重重地扎他。一边扎，还一边说：“我让你瞎说！我让你多嘴！”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星期六黄昏吕南撞见的那个女人。她担心自己暗自做下的手脚，一脱衣服别的人便会发现那些带血的针眼。这时吕南才了解不许脱衣服的真正用意。

    这个女人还真是恪尽职守，别人值班时在吕南睡着后还可以坐在那里打个盹儿。她在班上是一会儿也不会合眼的。就是有时让吕南睡一会儿很快又会把他“扎”起来。天长日久，已把吕南折腾得不成样子，人又黑又瘦，精神恍恍惚惚，白天的批斗会上，有时头都抬不起来了。看守的人中也有好心人。当那个女人不在的时候，劝他说：你看你都成了什么样子？还是先承认了吧！以后还可以**，运动后期定案时领导总会核实的。吕南无奈，有时逼急了便承认是特务，稍微平静了又推.翻，就这样反反复复，终因没证据定不了案，恢复了他的工作。但很快又接上了1957年的“鸣放”。

    “鸣放”十几天了，所有的人都发言但吕南没有说话。一天荀厅长到这个小组来，对吕南说：“吕南，党外人士都提了许多意见，你作为一个gong产党员，一言不发，这不大好吧？有什么意见，也谈谈嘛！”吕南说：“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没有意见。”荀厅长说：“没有意见，不是真心话吧？一个gong产党员，应该向党交心嘛！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啊？”

    要说没顾虑是假的，不过吕南不敢如实讲出自己的顾虑。虽有疑虑，但反省自己又深感老不发言确实不对。这不明显是对党不信任吗？这不明显是对毛主席的号召抱对立态度吗？不用别人上纲，自己就给自己上纲了。终于开口了：“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厅的领导工作也是兢兢业业，我没什么意见。要说有点意见，就是我这个问题，我做地下工作，党组织介绍来解放区，入党时这一切都有证明，只是现在找不到这个介绍人，就当***特务整我。我觉得冤枉。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那时我就是个屈死鬼。”谁知道就是这句话种下了祸根。

    当时谁也没说什么。反右一开始，机关贴了不少大字报，点了两个人，也没有吕南，因为人们觉得他发言不多，只是讲了个人问题，而且“肃反”中也的确整他太厉害了。还是荀厅长眼睛亮，马上看出了问题，召开会议让大家擦亮眼睛：“一个特务说他是屈死鬼？这是什么问题？不要认为他只说了一两句，看问题要看本质，咬人的狗不露齿，别说他还有言论，没言论他也是右派。”吕南的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了。经过一个时期的批斗以后又突然沉寂下来。吕南想又和“肃反”一样要把我挂起来了吧！

    他想错了。突然一天处长来找他：“你和家里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这问题提得突如其来，吕南马上说：“是不是要处理我？”没等对方回答，吕南的妻子哭哭啼啼地闯了进来：“你明天就走了，为什么不回家看看？你到底是下放还是劳改？为什么连家也不回？”吕南急得问那个处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劳改？我有什么问题？要说清楚。”那个处长一看瞒不住了，马上说：“不是劳改，下去锻炼锻炼！以后还回来工作。”吕南说：“我得回家看看，我爱人刚生了小孩！”处长劝说着：“不要回去了，这不是你妻子来了吗？回去孩子哭大人叫的也不好！”正在争吵着，来了一辆吉普车，省公安厅来人了：“谁叫吕南？”吕南说：“我是。”来人说：“你被捕了，上车！”吕南对处长大喊大叫：“为什么？你不是说下放吗？”来人不容他分说，马上把他架走了。

    有些右派一直不认罪，到这里以后，便采取幡然改悔的办法，“彻底”认罪了。白刚办不到。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只能蒙混过关。有了吕南那些话垫底儿，他也不那么害怕了，顶多是皮肉吃苦呗！

    白刚真的像叙家常一样，讲起了他那一条条的事实。也故意说得生动些，像讲故事一样，首先从“肃反”讲起，说“肃反”领导怀疑他和胡风分子有牵连，如何斗他整他。由于他和领导一直对抗，有问题的重点人都解放了自由了，他还一直被看押，因此对领导不满等等。听起来“对抗”啊“不满”啊也似有检讨之意，他就想以这种似是而非的叙述，混过这一关。但叙述时间长了，终究有人听出点门道来了，他这不是检讨呀，便喊叫起来：“少说过程，讲你那反动言论！”

    “不说说这些情况，后边那些言论说不清。”白刚还继续说自己的。有人又喊叫了。但班长说话了：“让他说完！”花班长对很多人都是严厉的。可能是干馒头还在发挥作用，对白刚倒是有点照顾，明显看出了问题，却不想深究。人们看到班长这种态度，多数人自然也不愿意那么积极。又加白刚平时文文静静，吃亏让人，不生是非，人缘不错，人们也不想为难他。但也总是有好事者愿意起哄，斗一场打一场，热闹热闹，也显示一下自己的积极。虽然势孤力单，有人还是不时地冒出一两句来：“说你的反动言论！少扯闲篇！”

    白刚看看不说点言论不行了，便说：“肃反以后领导给自己做了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他特别加重了没有任何问题这几个字，这样就说清了“肃反”中的是非了。然后才说但由于对“肃反”中被批斗看押七八个月不满，鸣放时说了“那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讲了半天过程，这时才说出了一句言论，但仍不加批判，又说另外的问题。

    “你说说这是不是攻击‘肃反’？是不是攻击党？”这里都是“老运动员”(政zhi运动中被斗的人)，还看不出他这种蒙混过关的态度吗？所以又有人喊起来。白刚早想好了，不到最后关头，不正面回答这类问题，可是再继续罗列事实好像又不行了，所以一时沉默起来。会议一僵持，便看见有些人叽叽喳喳，有人已在摩拳擦掌，准备动手了。在机关批斗时为这句话就僵持了很长时间，大家说这就是攻击党攻击“肃反”，白刚说我说的是事实，明明没有问题，把人关起来，硬让交待反.革命活动，那时有理能讲清吗？算什么攻击？在这里他不想辩论，但也不能违心说话，所以他仍是说另外的事实，喊叫的人更多了，追问他是不是攻击？不利的局势眼看一触即发，围攻殴打已不可避免。

    正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突然进来一个人，人到声音也到了：“别让他说了，说也是放毒。右派就是因为反动言论，让他交待也是放毒，说肃反不讲理，不是攻击是什么？还用问吗？他的言论还多着哩，不能再让他放毒了。”然后转向白刚：“今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此人是谁？就是公安厅下放的秦大队长。他显然已在窗外听了多时了。听到这里要形成一场武斗局面才进来制止的。这里的队长常常采取在窗外偷听的办法参加晚上的所谓“学习”。如果都是在屋里听会，便会队长在时一个样，队长一走又是一个样，那么多班，队长哪能都参加？采取偷听办法便可以以一当十，不知队长什么时候会站在窗外，所以都得时时小心谨慎认真学习批斗。

    白刚心里明白，秦大队长是有意给他解围，可是其他人都蒙在鼓里，还认为真的是怕扩散那些反动言论造成不好影响。这样的情况在别人身上也发生过，尤其是说到毛主席如何如何时都是立即制止不允许再说下去。所以秦大队长那气势汹汹的训话，大家也心服口服了。

    秦大队长掩护白刚过关，固然和他们以前相识有关，更重要的原因还因为他看了白刚的档案。白刚的档案里只有白刚说到的这一句话算是个具体事实，似乎有些问题。其实从他“肃反”中的遭遇看来，这句话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档案里就凭这句话构成一条重要罪状：恶毒攻击“肃反”运动。反.党集团问题只凭几个人矛盾百出的交待，而且有的人承认又推.翻也难认定。其他的问题更是大帽子底下没人了。不过上级认定了他们没权推.翻，但是他心里有数，觉得对这样的人就不能太为难他了。他虽是个小干部，但是不盲从不轻信，在是与非敌与我的界限变得稀里糊涂没人再较真、没人敢较真的时候，他凭着一份老公安的良心，保持了独有的一份清醒。但正是这份儿清醒，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凭着他的能力和厅长的亲密关系早就应该青云直上了，何至于到这穷乡僻壤干这种苦差呢！而且以后也终因这份清醒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

    现在他心灰意冷，既然那么多人都搞错了，他们怎么会纠正？今后怎么办呢？看起来要想早日出去，只有低头。低头？向那些捏造事实、亵渎真理的人低头？向那些视人如草芥、滥用权力、草菅人命的人认罪？不！难道为了求得一碗残羹剩饭，就无视人的尊严？现在他虽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政策和原则，但自己却一定要像人一样地活下去。思想里斗争了许多日子，他还是决心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安危不二其志，险易不革其心。死在这里也认了。

    不过，他思想里总还是萦绕着这样一个想法：几千万党员，几亿人民就会永远容忍这种是非不分的局面？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这么大一个党，难道会没有了希望？冥冥之中虽经多次反复，总是断不了这样的念头——会有希望的。不敢肯定时也还是退一步想，但愿会有这一天吧！可是看看越来越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即便有这一天，也不会很快到来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身体上，别让身体垮下去，一旦形势有了变化，自己还能等到说理的那一天。

    希望就是力量，只要希望之光没有熄灭，就会点燃生存下去的力量，会克服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困难。这里的生活的确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俗话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绑上就挨得了打。现在也只有面对现实，他准备在这里好好劳动了！

    白刚积极劳动，并不像有些人是为显示自己，取得领导的好感，以求早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这时对迅速解决自己的问题已不抱幻想，他不需要向谁显示自己，也不乞求得到谁的夸奖、赏识。因为他知道他的“不认罪”，在这里等于判了“死刑”。他在政治上是没法儿翻身的，他们永远会对他另眼看待，他必须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后来的发展证明，事实也正是如此。不管他如何积极劳动，如何负责地工作，不管他付出了多少辛劳，甚至立了功，但每季每年大批受奖人当中也没有他。

    尽管不奖励他，但不能不利用他。白刚积极劳动，干者无心，看者却有意。队长们整天在地里转，明处、暗处都注意看每个人的表现。他不管有人看管，没人看管，都是闷着脑袋干活。虽不“认罪”，但很踏实，绝无逃跑之意。这一点每个队长都是看得清的。在一次重新分组编班的大调动中，秦大队长竟然宣布白刚为班长。每个班两个班长，他们这个新班花班长仍然是班长。但队长宣布时，他是第一位，意味着他负主要责任。

    离开大队以后，白刚和花班长说，你是老班长了，以后可要多负责任啊！白刚不想干，说这话是真诚的。花班长说：“领导让你多负责任，你就别客气了。”话虽这样说，却很不高兴。他是老班长了，白刚才来了几天，却排在了他的前面，心中很不服气。

    让白刚当班长，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让不“认罪”的人当班长这太少见了。他也不想当这个班长，既然没地方说理，自己也没希望脱离这个鬼地方，何必假充积极呢！况且背着个“不认罪”的罪名，也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开批斗会、学习会，班长是主持人。你不发言？那就是思想上有问题，不靠拢政府。发言吧？说什么呢？说别人不接受改造，那么你自己呢？“不认罪”是最大的抗拒改造。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但想不到偏偏让他当了班长，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这个“独特世界”和外部世界对人有个不同的评价标准。在外部世界里认为绝对不可用的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这里你只要不逃跑，好好劳动，便认为你是靠得住的人。逃跑，是领导最头痛的问题。因为只要跑上几个人，便会弄得这整个“世界”不得安宁。可是这个问题又是防不胜防，逃跑可以在不同类型的人身上发生。一般说，越是外部世界认为可靠的人——阶级成分好、罪行轻微甚至还谈不上什么罪行的人，在这里越不安定，越容易滋生逃跑的念头。

    那些小偷、流氓、无业游民不会顾虑自己的地位、脸面，也不怕出去以后生活无着，身无分文也可以到处流浪。他们挨得了饿，受得了苦。有钱了尽情挥霍享受，吃喝玩乐，搞男女关系；没钱了施展一切手段偷抢行骗，甚至杀人，只要能弄到钱就行。被人捉住了，打一顿不怕，关几天无所谓，只当休息。抓回来无非还是这种劳改生活。所以他们认为跑出去还多少能自在几天，不跑白不跑，在这里只能死受罪。当然逃跑抓回来是要受皮肉之苦的，要蹲禁闭室。但十几天的禁闭，换回一个时期的风光自在，在他们看来这也不是赔本的买卖。有些人在外边走南闯北，一年半年才抓回来，那就是大赚特赚了。万一抓不回来呢？那不是自己解放自己了吗？有些人就是一去没有了踪影。

    更惹人生气的是有些人不见人回来，给熟人却书信不断。一忽儿发自黑龙江，一忽儿发自新疆，不久又来自西藏。当然这些信队长全部扣下了。但是有些信是寄到“朋友”家中，家属探视时又偷偷把信带到这个世界里，最终还是透露出来了。这些信息是这个世界里的头号新闻，自然会以极快的速度秘密传递。某某、某某在外边生活很好的消息，无异是一颗颗的炸弹，悄悄在这些被囚禁的灵魂中引爆。使那些已经躁动不安的心灵中产生更大的波动，引起可怕的连锁反应，会有更多的人逃跑。跑了人首先是影响政府的威信，连这些社会渣滓都看不住，还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出去以后就会为非作歹。他们在里边是一只羊，到外边就会变成一只狼，而且成为一只到处被追捕的饿狼，狗急了还要跳墙，饿狼急了不是要伤人吗？对社会的确是一种危险。所以政府不管花多大代价也要把这些人逮捕归案。不管山南海北，只要一有消息，就立刻派人去捉。不用多，几千人中有上几十个逃跑犯，就会让领导忙得焦头烂额了。所以选准肯劳动又不逃跑的班长，便成了管理上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外部世界被铁丝网包围着，局外人不会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外部世界也充满了诱惑，它会有许多新闻，会给人带来许多新鲜事物。如某某队长在院子里转悠要小心点啦！看到管教科有几个人到某班去了，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啦！如果看见妇女队的来打饭，不但一饱眼福，而且成为最大的新闻，回来一定小声告诉伙伴：“我看见妇女队的来打饭了，还有那个大胖妞儿。”别人也会用羡慕的眼光说：“真的？”正像有些山里的小孩子看到一辆汽车都会跟着跑，感到十分新鲜一样。

    越封闭的地方，越容易发现“新鲜事物”，越容易产生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求。所以有些机灵鬼就想法去探探外部的世界，估计外边会有什么变化的时候，便喊：“报告班长！我去小便！”有些班长认真，连这也不允许：“才去多大一会儿，又有尿啦？就你事儿多，坐下！”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便被剥夺了。可是你看那班长，不仅可以自由在屋子里走动，而且不用报告，就可以悠闲自在地到外边院子里去转悠转悠。回来还可以点上一支烟，靠在墙边上(班长都睡在靠窗户的位子上)，舒舒服服地喷上几口烟。这是多大的自由啊！

    后来农活忙了，宿舍里那一套严格的管理早已自生自灭了，但班长仍然是很神气的。在班里几十人面前可以发号施令、施展威风。他可以发扬你的优点，也可以埋没你的成绩。他可以在派活时给你难活累活，使你有苦难言，也可以给你点好“差事”，使你轻松一点。他可以正正派派做人，使大家相对平静一点。也可以拉帮结派，形成一股恶势力，使大家心神不安。班下还有组，他掌握了组长的任免权。所以这小小的班长，有的人却是威风凛凛，独霸一方，吃饭有人端到桌上，洗脚水有人送到跟前。

    现在白刚在这个特殊世界里升了一等，成了班长。他讨厌这样的等级，也讨厌这样的威风。虽然已经到了人间的最底层也不能泯灭良心，绝不能凭藉一点小小的权力，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劳动上生活上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也要做到。这就注定了班长这个小小的职务，带给他的不是威风不是轻松，而是更多的艰辛和束缚。

    按节令四月应该是初夏了，可是这里好像春天还没有到来，仍然是北风凛冽，寒气逼人。早上出工，人们还是棉袄棉裤，过冬的衣服没减。腰里还要扎上一条布带或是麻绳，头上还要像冬天一样戴着皮帽子棉帽子。就这样这呼啸的寒风，还使人从手脚一直凉到心窝。到工地以后，队长宣布白刚的五班到风障里去干活，大家脸上立即涌现了笑容。在这毫无遮拦的旷野，风障里自然是暖和些了，而且在那个小圈圈里，可以挡住队长的视线，偷偷懒也不必担惊受怕。

    别的班都分完活走了，高队长才带五班到风障里去打浆。这里是水稻的育秧地，一个个长方形池子，里面早已放了水。他们的任务是用钉子耙把水里浸泡的大土块耙碎。这可是个新鲜活，别看小广东梁老概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说得很不利落，他还嫌“时候”队长说话太啰嗦，没等队长说完便说：“打成一小块一小块就行了吧？”高队长说：“都是硬块小苗还不东倒西歪？要打成稀粥一样不能有硬块。”梁老概惊讶了：“那得打到什么时候？”高队长翻了他一眼，不高兴地说：“每人定额半天一个池子，这一片一天打完。”何仁山小声嘀咕说：“站在埝上当中也够不着啊！”高队长喊了起来：“什么？站在埝上？把裤子卷起来，下水！”

    “啊？！”这时许多人惊讶地叫了起来：“还冻着冰哪！泡在冰水里干活？”高队长命令说：“下水！不用说你们被改造的，贫下中农干这活也同样下水，想吃大米不吃点苦是不行的。下水！”他又重复了一句便到别的班去了（后来了解到农民下水队里给买长筒胶靴）。

    本来大家一听去风障里干活都有点得意，觉得这下可捡了个便宜。谁知道却是这个活，一下全傻眼了，大家愣在那里一动不动。白刚也犯愁了，这么冷的天，怎么能泡在冰水里干活？但愣了一会儿，他觉得自己是班长不干没法交待。再说队长说得也对，贫下中农种稻田不也是要下水育秧吗？以前自己写教材教育青年农民不要怕苦怕累，现在轮到自己了就退缩？他默默地脱了鞋脱了袜子……

    白刚的行动，并没有感动大家。因为还有一个班长，花班长一直缩在后面。见白刚真的要下水，花班长沉不住气了：“白班长！这么冷怎么能下水呢！”他指了指大家说：“这不是要兄弟们的小命吗？要干也得等太阳出来暖和了再干哪！”这一下把白刚晾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让大家干吧伤众，他自己要下水已经很勉强，也真不想让大家下水。可是他要是发话让歇着又负不了这个责任。

    本来两个班长不分正副，花班长要说歇着他是满可以说话的，可是他不发话却让白刚发话。白刚知道花班长的脾气，自己发了话要是队长怪罪下来，他就会一推了事。队长发现不了，他也可能打个小报告说白刚让大家歇着不干活。白刚正在犹豫，组长杨树兴过来小声说：“让大家抽口烟歇歇，稍微暖和点再干，啊？”杨树兴和白刚关系较好，看到白刚为难，便来了个折衷办法，出来打了个圆场。

    唐玉也是一个组长，这人性直心里存不住话，平时虽和白刚不错，但这会儿他也不同意下水：“歇会就歇会儿呗！这ji巴的有啥？这么冷的天，顶着冰碴儿下水，还不让歇会啦！”白刚没有说话，看了看花班长，算是征求意见。花班长马上说：“就这样啦！抽口烟！”

    “还是花班长，麻利、痛快。”另一个组长赵义高声喊叫说。这是对花班长的赞赏，也是说给白刚听的，意思是白刚不痛快不果断。人们听到班长说抽口烟，便呼啦一声都跑到北边风障根上蜷缩在那里避风抽烟去了。白刚已经脱了鞋袜，卷起了裤腿儿，脚沾了泥水，他觉得光着腿脚歇着也是冷，不如先干着。便用钉耙敲碎了冰，试着一点点地下了水。起初冻得浑身打战，上下牙抖个不停磕打得直响。下了水就不容他慢条斯理了，只有用力拉动钉耙拼命地干活，这样冷的劲儿还小一些。正干得起劲，忽听得花班长高声大嗓地喊道：“快干活，谁让你们歇着？啊？都给我下水干活！”

    白刚奇怪怎么他突然积极起来了？抬头一看，原来是秦大队长来了。他人高马大，虽在风障外边，老远就可以看见他。他十分厉害，从来没见过一个笑脸，谁见了也得怕他三分。正赶这个时候他来了，当然就有好戏看了。花班长一喊，大家知道有变，赶紧脱鞋卷裤子，还是花班长机灵，早卷好了裤腿，三步两步抓了一把钉子耙，立刻就跳进了薄冰里。乒乓一阵乱砸，想不到使劲儿过猛，钉子耙正砸在一个大硬土块上，一下子钉子耙便掉了脑袋。他赶紧跑上去换钉子耙。秦大队长这时已进了风障，看到这一切气不打一处来，气得脖子粗了脸也紫了。见花班长一手拿着耙把，一手拎着个钉耙头乱跑，便马上吼道：“你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报告秦大队长！我去换一把钉子耙！”花班长来了个标准的立正姿势，立在了队长面前。秦队长说：“我没那么多钉子耙给你换。你那是干活吗？那是破坏！”他又指了指正在卷裤腿的一帮人说：“你们都给我过来！跑步！立正站好！谁叫你们到现在还不干活？要造fan吗？出工多长时间了，为什么还没下水？嗯？说！”

    大家大眼瞪小眼，连冻带吓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直磕打牙，谁也不说话。人们知道这时不能辩解，老老实实听着，队长训斥一顿也就过去了。可是谁也想不到这时花班长把胸一挺，两脚一并重新来了个立正姿势：“报告秦大队长！是白班长让大家抽口烟儿！歇一会儿！”

    白刚就在队长不远处，本来也停止了劳动，站在冰水里听队长训斥。秦队长听花班长一报告便马上转向白刚说：“你给我上来！是你让他们不干活吗？”秦队长眼睛瞪得老大，张着大嘴，恨不得把白刚一口吞下去。白刚虽然觉得冤枉，但也不好辩驳。他是老实人，自己同意的事不好不承认。所以只好立在那里，没有说话。秦队长见他默认了，便又训斥说：“你想干什么？ba工吗？造fan吗？你觉得你自己干活了就可以掩盖这一切吗？……”

    组长杨树兴沉不住气了，觉得是自己惹的祸，不能让白班长背黑锅，便向前迈了一步说：“报告大队长，是我说的天太冷先抽口烟，白班长没有说话！”秦大队长看了看花班长：“嗯？怎么回事儿？”花班长说：“报告秦大队长！是白班长同意让歇着抽烟的。”秦队长又看着白刚说：“嗯？怎么回事？”

    白刚仍然默默地站在那里不说话。他觉得花班长这人太卑鄙了，明明是他不让干活却推到了自己身上，就这样承认下来会使他诡计得逞，太便宜他了。但把真相说出来，和花班长便会闹翻，以后便会惹来更多麻烦。白刚不愿意当面揭露花班长，终于自己担了责任：“是我同意抽口烟。”秦队长说：“你为什么没歇着？”白刚说：“我不会抽烟。”

    秦队长心里明白了，白刚这里没有什么阴谋。而且他个头大，在风障外面很远就看见了只有他一个人干活，气稍微消了一点，但还是不放过他：“你这班长是怎么当的？班里人不干活，你为什么不管？告诉你，下次再这样，我关你禁闭。不要以为你干活就没事儿了，你必须把这个班给我带好！”然后他又转向规规矩矩立在埂埝上的全体人员说：“告诉你们，在我这里你们不用想捣蛋，谁敢偷懒耍滑算你们瞎了眼，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最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花班长：“你不也是班长吗？干什么去啦？”花班长重又抖擞精神，来了个立正姿势：“报告秦大队长！我在招呼大家快干活！我自己下水打浆了。”

    “你打的浆在哪儿哪？”花班长信手指向了左边一个小畦：“就是这块儿。”因他慌忙去换钉子耙，早忘了他打的哪一畦了。秦队长凶狠地说：“那个畦里水清见底，连个脚印都没有，你怎么下的水？”花班长说：“报告秦大队长！我确实下了水，你看我脚上这泥？”秦队长指了指他右边的畦：“你下的是那个畦！也是水清见底连水都没搅浑，你是看我来了慌忙下水的，装什么样子？”

    “报告秦大队长！”花班长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礼节，显得对领导特别地尊敬：“我干活用劲太大了，钉子耙坏了，我去换钉子耙，我自己下水还一直招呼大家快下水，白班长可以证明。”他摸透了白刚的脾气，知道他不会当面把自己的老底兜出来，刚才他不是忍气吞声承认是自己让抽烟的吗？自己咬定白刚可以证明，他也会委曲求全给自己作证明，就是不作证也不会反驳，那也就等于默认了。白刚听到花班长这句话，简直大吃一惊：当面说谎陷害别人，还让别人作假证说他是惟一的好人，天下竟有这样无耻的人！他没有理睬，仍然是什么也没说。花班长看到了白刚没反驳认为阴谋得逞，便又向队长重复了一句：“白班长可以证明，不信您问问他。”

    “你给我住嘴！”秦队长冲花班长吼道：“我还不知道你，净玩鬼花活，以后你给我老实点！我老远看见风障里只有一个人干活。你欺骗谁？”训斥完花班长，他又命令说：“都给我下水，一天不许你们休息，完不成任务，晚上就不要回去！”

    队长走远了，花班长马上跳出了水面，笑嘻嘻地走到白刚跟前说：“兄弟！我刚才让你证明并不是为自己，是让队长一看两个班长都干活，对咱们班光彩！你为什么不说句话呢？”他说话的声音很大，显然表示这话不仅是对白刚说的，也是对全班说的，以挽回他的面子。白刚停下手中的耙子，把头一仰说：“你让我说什么？你推卸了责任，还让我给你作假证？”他说话的声音也很大，他的声音大是由于抑制不住的气愤。

    “兄弟！你别生气嘛！”花班长看出了白刚对他的不满，便继续嘻皮笑脸地说，“刚才我说你让休息，并不是想害你，因为全班只有你一个人劳动，说是你说的队长就不会追责任了，大家也都解脱了，一俊遮百丑嘛！你看，队长没把咱怎么着吧？怎么样？兄弟！真棒！”说完还竖起一个大拇指，在面前晃了晃。这真棒是说谁？好像是指白刚承担了责任，可是看他那得意的神气，又似乎是说他自己，说他耍的这手段真棒，在队长面前的这场表演真棒。

    在这种人面前，白刚还能说什么呢？他不计较名利荣辱，也不想争个谁是谁非。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争这个还有什么意思？他一言不发，仍低头默默地晃动着耙子，捣碎泥中的那些硬块。白刚以前在机关本来是个非常活跃的人物，爱说爱笑，下棋、打球、跳舞、唱歌，无所不好，无所不能。遇事爱发表议论，对人直率坦诚，一向存不住话。自从反右以来，简直变了一个人，斗争他的时候，他是一天天不说话。到这里劳改以后，也是整天低着头，默默地干活。

    花班长见白刚不再理他，便讪讪地走了，又去别人面前精神抖擞神气活现地宣扬他那套手段去了。老花的为人，白刚早就知道一点。那还是五班刚编班的时候，老花原机关的两个人，先后都找到了白刚悄悄说：“你和他在一块儿当班长算倒了霉了，这人两面三刀，好拨弄是非，你可要小心点！”白刚说：“嗨！咱不招他不惹他，还有什么是非？”来人说：“哎？你可别这么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防着点好。”虽说如此，白刚并没有当回事。他想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拨弄是非，无非是为了争名夺利，我既不想与他争名，我们之间也无利可夺，他还拨弄什么是非？现在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这种人到哪里也不会老实下来，也不会让别人安安生生过日子。不是你与他争不争的问题，为了抬高自己，他就必须打击别人，为了拉帮结派，他必须排斥异己。

    老花在机关里就滑得出名，如果仅仅是滑也倒罢了，更要命的是他那逢甲说乙、逢乙说甲的坏毛病。你说他是为了争权夺利倒也未必。有时候他为了取得对方一点点好感，也会有枝添叶地传一些闲话，拨弄一些是非。他认为取得对方好感的一个秘诀，就是制造传播别人说他的坏话，对方既不好去查对，也最容易动心。但日久见人心，久而久之，人们都知道他的坏毛病。所以他是到处买好，到头来却是到处不落好。尤其是他在领导之间拨弄是非，对领导之间的不和，起了很坏的影响。

    “鸣放”时，他本来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所谓反动言论，虽然“鸣放”中为表现积极对有的领导提了一点意见，但他是个善于察颜观色、见风转舵的人，以后看形势不好就猛检讨，痛哭流涕，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就没事了，但由于他平时人缘不好，许多人都讨厌他，所以不管他怎样的痛哭流涕，还是不放过他。再联系他过去在国.民党军队里干过几年，便把他送到这里来了。

    晚上快收工了，谁也没有完成任务。畦里的大土块根本没泡透，敲都敲不碎。而且打完一畦浆，还要用手捞泥把四周的埂埝全部抹平抹光。胳膊腿都光着泡在水里，这罪可真够受的了。一个个腿上胳膊上冻得裂开了口子，一道道的血印，有的地方还往下流血。白刚想不管大队长怎么说，该收工也得收工。每天收工用不着白刚说话，花班长自会张罗，今天他虽然早就宣布按时收工他负责，现在眼看到收工时间了，他只是跳跳跶跶却不张罗收工。白刚心里说你不说我说，老在这儿非把人冻坏不可。白刚想看看表是不是到了收工时间，到棉袄上边小口袋一摸，表没有了。

    嘿！奇怪，自己清清楚楚抹埂埝时把手表摘了下来，用手帕包好放在了棉袄上边口袋里。棉袄就挂在风障上，怎么会没有了呢？他把全身上下都找遍了，还是没有，表是丢定了。他便向大家说：“我的表丢了！”这一下大家都愣住了。人们都知道那是一块瑞士的欧米伽，这在当时是最贵重的手表了，一般人是买不起的。白刚因为工资高，又没家庭负担，买一块是不用费力气的。

    在外边都觉得稀有，在这里一个月才20多元生活费，这块表就更显得珍贵了，所以人们都很关心。许多人说：“怎么会丢了呢？你再找找。”有人还猜想各种可能，最后人们推测有可能掉在水里。白刚也回想起他把表放在棉袄上边口袋里，刚抹埝时还没脱棉袄，只挽起棉袄的袖子，这样抹埝实在不方便，后来才脱掉棉袄的。是不是没脱棉袄那会儿弯腰低头捞泥，表掉在了水里？想到这里，白刚便在自己干过活的畦里摸，其他人也帮着摸了起来。

    大家正摸着，高队长来了，见大家像摸鱼似地在畦里乱摸，便喊道：“你们摸什么？那畦里还能有鱼？”不少人回答：“摸表！”许多人乱呛呛说白班长的名表丢了，可能是掉在畦里，独有白刚仍然是一言不发站在那里。他觉得这一天太倒霉了，懒得说话，而且表是不是掉在水里还很难说。别的可能他又不便说出口。队长问道：“你的表掉在了水里？”白刚说：“可能吧！”声音很小，仍然不愿意多说。

    看他悲哀的样子，高队长也很同情。便说：“那你先留下，再仔细找一找，其他人收工，别的班都走了。”别人都赶紧洗脚穿鞋去了，杨树兴看白刚愣在那里便跑了过来：“队长！我也留下，帮他找找吧！”转身又对白刚说：“还是找找吧！”何仁山这孩子也跑了过来：“白班长，我帮你摸。”见这种情况，另外也有人跑过来，队长赶紧说：“你们都回去，用不了这么多人。”

    白刚愣了一会儿，他觉得表掉在水里的可能性很小，便和队长说：“不摸了，不找了。”然后又对杨树兴何仁山说：“回去吧！”队长说：“也行！我让工地上人们给你找一找。”正这时附近有一个管水的过来了。高队长便说：“三妮子，五班长一块手表丢了，可能掉在这个畦里，你给摸一摸！”然后又对大家说：“你们都等一等，一起走。”白刚觉得人们又冻又饿，干了一天了，归心似箭，自己还没洗脚，不忍心让大家等他们三个人，便和队长说：“队长，我们还没洗脚，让大家先走吧！我们三个一起走。”队长对白刚还是信任的：“你们也快点！”刚来时必须全大队统一出工收工，现在看看许多人还老实，活也忙了，工地又很分散，所以经常是以班为单位收工。今天他们三个单独走，队长也格外开恩了。

    在路上杨树兴和小何都说：“班长！队长让你找找，你为什么不找了呢？”白刚不无悲哀地说：“找什么！不要了。”杨树兴惋惜地说：“不要了？以后再买这样一块表可不容易啦！”白刚说：“没有不戴吧！”何仁山说：“我知道了班长准是想，人落到这种地步，官丢了一个月一百多元的工资都抹了，丢块表不值得心痛了。班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他的脸上显出了孩子似的笑容。他觉得班长的心事他猜得十拿九稳，眼巴巴地望着白刚的脸等待着回答。白刚说：“就算你说得对吧！小家伙。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有也可无也可！算不了什么。”

    何仁山说：“白班长！不是我拍你的马屁，我真佩服你想得开。我们邻居那个王八蛋，还是个科长呢。仗着他有权和派出所的人又是老乡，为丢一块破表害了多少人。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到谁就抓到派出所审问还打人。最后怀疑到我头上了，我说派出所乱抓人不讲理，他们说这么小就敢在派出所喊叫，表就是你偷的。啥证据也没有硬赖我偷的，我出去也得找他们算账。”何仁山越说越生气，最后竟高声喊着骂起来：“我操他们八辈！”

    “小何，你干什么？让队长们听见还得了吗？”白刚赶紧制止他。小何说：“听见就听见，我不怕他们，让他们斗吧打吧！我刚小学毕业，书也不能念了，还落个贼落个劳改犯的名声，这不把俺一辈子都糟蹋了吗？活着还有啥劲？我早晚得和他们拼了。”小何一说到他这个问题，就总是叨叨个没完，简直成了精神病了。当着队长他也是这么闹。前不久把他弄到队部去斗了一番，弄了个鼻青脸肿，老实了一点，虽然仍不认罪，但不再乱喊了。背后偷偷和白刚说：“这回我可知道锅是铁打的啦！整人真狠哪。”

    今天他看周围没人又闹起来了。小何说的是真是假，白刚总是半信半疑。看样子这孩子说的不是假话，可是派出所能那样胡来吗？没有任何根据就把一个人送到这里来？这种事和打右派不同，打右派现在看来是错误政策造成的，可是偷盗案子能凭怀疑定案吗？他对小何的事没法表态，但又不希望他总是这样闹下去。便说：“小何别喊了，喊也没用。要相信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迟早问题会闹清。”小何说：“你净给我开心，还能有这一天？往这里一放，人们早把咱们忘了，谁来管你？”白刚说：“将来会有人管的。好好活着吧，这么多大活人，人们怎么会忘了呢？”白刚说的是心里话，不是只给小何一个开心丸。小何被班长诚恳的态度打动了，他觉得班长不是个坏人，也应该有这一天。便说：“怎么光我会有那一天？你们呢？你们不是也会有那一天吗？”白刚看了看杨树兴说：“我们？难说了，谁知道有没有这一天？就是有这一天，我能不能等到啊？”他这也是真心话。说完有无尽的伤感，三个人都沉默了。每个人都是在痛苦中挣扎，前途未卜啊！

    杨树兴为打破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沉默，又提起了表的事：“班长！你说这表也许能找到吧？”白刚毫不抱希望：“找什么！”杨树兴奇怪地说：“怎么呢？”白刚一边思索一边说：“我想那表没有掉在水里。表在口袋里用手绢包了好几层，手绢还在，表怎么能掉出去呢？”

    “那你是说有人偷了？”杨树兴两眼直愣愣地望着白刚，十分惊讶。见他没有回答，便又急忙追问说：“你看可能是谁？”白刚没有说话，看起来他是有所考虑的，只是不愿说出他的怀疑。小何这时憋不住了：“我早就觉得可能有人偷了，我还看见一个人……”杨树兴关切地问：“谁？”

    “小何！别瞎猜。”白刚不愿意为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所以不让小何说下去。他知道小何说的是谁，那个人白刚也见了。他到挂衣服的风障那里，摸了几件衣服的口袋，也摸了白刚的衣服。他见有人注意他，便说：“找点烟抽！”其实他知道白刚并不抽烟。杨树兴凑到白刚耳旁小声说：“是不是那一位？我看别人干活都没动，就是他转悠了两趟。”他显然是指另一个班长。白刚说：“没有证据不要乱猜疑。回去在班里也不要再提这件事。不要为这一块表闹得全班都担嫌疑。”三个人又一次陷入沉默。

    早上阴云密布，穹空低垂。浓厚的乌云排山倒海从西北滚滚而来，越滚越低，一直压向人们的头顶。骤然又刮起了大风，风助云势，云助风威，更加气势磅礴。险恶的天气立即给人一种莫名的恐怖。俗话说：风是雨的头，大雨眼看就要来了。人们以为今天不会出工了，也该让大家歇一天了。几个月来，没有星期天，不过节假日，人们还一天也没休息过呢！

    但是队长们还是进了大院，人们的希望破灭了。只好懒洋洋地拿蓑衣、带饭盒准备出发。不过这时人们不像刚来时那样什么话都不敢说，那时人们被突如其来的恐惧镇住了，也被很快就解除处分的希望笼罩着。为了尽快离开这个地方，都是规规矩矩，听说听道。尽管有许多不满但都憋在心里，一句气话也不敢说。现在迅速走人的希望破灭了，恐惧嘛，当然还是有的。不过既然没有了希望，恐惧感也就大大减轻了。反正也就这样了，他还能把人们怎么样？有些话也就敢说了。人们虽不得不往外走心里却不甘心。有些人嘴里就念念叨叨：“这种天还让出去？这不是瞪眼让人们挨淋吗？”“眼看大雨就要来了，到工地能干活吗？”有人更气愤了：“这纯粹是折腾人，拿人不当人。”

    不知什么时候“在站的”万队长就在附近：“你们说什么？谁说折腾人？这就叫改造。不干活也得给我走人！谁说的，是不是贾龙说的？贾龙！你给我站出来！”他见没人答应又高声喊了一句：“贾龙！”贾龙跌跌撞撞地从院里走回来，答应了声：“有。”万队长说：“贾龙！是不是你又在冒毒气儿？”

    “鄙人不敢，鄙人不敢。”贾龙连咳嗽带喘地说。万队长说：“什么秕仁成仁的，你给我说中国话！”贾龙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正宗中国话。”万队长说：“少啰嗦。说这天出工是折腾人是不是你说的？”

    “否！我是出工的拥护派。有人说今天不会出工，我断定一定出工，您看，我这拐腿早就上院里等待集合啦！”说完还哈哈地笑了两声。领导嫌贾龙怪话太多，影响不好，便免去了他烧水这个美差，把他编在这个班劳动。

    万队长一看贾龙确是从院里回来，便解除了对他的怀疑。等站好了队，他站在队列前面，再次喊道：“刚才那话是谁说的，你给我站出来！”见没人说话，便对人们一个个巡视。眼睛瞪得老大，在每个人的脸上搜寻，好像他们嘴里说的话，也会写在脸上似的。可是这时人们都改造得精明了，再没有像白刚那样的傻人会自动站出来。万队长看没有人站出来，十分生气。没有办法时总是把气出在班长身上，他的眼睛盯住了白刚：“你这班长是怎么当的？就你们班怪话多。回来你必须给我把说反动话的找出来！别的班都走了，赶紧出发，走快点！”

    这时漫天的黑云飞卷着、翻滚着、旋转着从西北天空汹涌而来，就像那冲锋陷阵的千军万马，无边无际，你拥我挤，前追后赶，十万火急地向前狂奔。就像那疯狂大海中的惊涛巨浪，高耸如山，呼啸着，拍击着，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人们的头顶压过来。四周立即暗了下来，像黑了天似的。阵阵冷风，也一阵紧似一阵。随着那浓黑的云，那冷冷的风，豆大的雨点便啪嗒啪嗒地敲在了地上。大雨的前锋已经到了，但队伍仍然往外走。万队长的训斥还是管事，再也没人说什么了。只是人们像霜打的庄稼一样，蔫了。一个个无精打采，没人积极往前走，队伍拉得老长。队长跟在后面又喊了起来：“跟上，走快点！走道儿都没有一个‘跃进’的劲头，不用说干活了。像这样你们谁也别想出去，关你们一辈子。都给我走快点！”

    一般情况下，总是班长走在前面，队长在后面压阵，以防止掉队或逃跑。人多时前面也有队长，现在只有一个班，走在最前面的便是白刚了。他虽然没说怪话，但对出工也非常不满，又加挨了一顿训，所以老大不高兴，走得很慢。心想走那么快干什么，大雨眼看来了，走慢点儿往回跑也近一点。现在队长在后边大声喊叫走快点，自然是在喊他，没办法，再不愿意也只有加快脚步。这时雨点更急了，路全湿了。

    这里的道路就是堤埝，顶层全是开渠时挖出的粘胶泥。干了像石头一样坚硬，现在刚刚下雨，上面湿了一层，里面还坚硬无比，就好像石头上涂了一层油，走起来很容易滑倒。好在白刚在战争年代行军有了锻炼，虽然滑，他还能应付自如。可是后边的人就苦了，尤其是像贾龙这样年龄大或是腿脚不灵便的，一不小心，就是一个大屁股蹾儿。贾龙不知道摔了多少屁股蹾儿，弄得浑身像泥猴儿似的，都不敢迈步了。队伍一会儿就散了，队长又着急地喊叫说：“白刚你给我站下，谁让你走那么快？你看这还像个队伍吗？”

    就这样，停停走走，走走停停。空中，一个闪电连着一个闪电，一个雷声接着一个雷声。那闪电，就像千万把利剑，从万丈高空飞驰而下，刺向大地，刺向人们的头顶。每个闪电过后，或两三秒或五六秒，接着便是咔吧一声，一个响脆的炸雷震耳欲聋。此起彼伏的闪电，滚滚不断的雷声，使人心碎使人恐怖。雨越来越急，风也越来越大，也不知道它从哪个方向刮来，刮得你睁不开眼迈不开步，左摇右摆晕头转向。

    大风把蓑衣刮得飞向空中，成了降落伞，带得人东倒西歪地直跑，不仅不能挡风遮雨，简直成了累赘。贾龙抓着蓑衣不放，差点连人刮到天上去。他一松手蓑衣便放了风筝飞上了天，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干脆扔掉了蓑衣，一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风大雨急，使人寸步难行。人们就在这惊恐中、风雨中、泥泞中备受折磨，要是高队长带队早就往回走了，可是这个万队长却还是催促人们赶快往前走。白刚在前边却只是一点点往前挪，心里说真是一点儿不怜惜人，这不是找死嘛！

    在不断的电闪雷鸣中，突然一道强烈刺眼的白光，从天而降，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直奔头顶而来，人们在惊恐中还来不及躲闪，几乎与火光同时霹雳一声一个炸雷在身边响起，震耳欲聋，一个个都震蒙了。接着又烟消雾散，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像经历了一场噩梦。人们都傻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跌坐在地上，迷迷怔怔地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人们清醒过来，却发现地上躺下了几个人。人们以为他们跌倒了，也没有在意。

    后来他们自己爬起来，傻愣愣地呆坐着。有一个人却一直躺着，坐在他旁边的人清醒过来，喊叫他却不答应。大声喊叫他，摇他，拉他，却仍然动也不动。这人急了，喊叫说：“快来呀！你们快来呀！”白刚急忙跑过来，一看是史自昭，便连连喊叫：“史自昭，史自昭。”不管怎么喊叫，拉他摇他，也毫无反应。全身是泥水，只是脸上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他没有惊恐，没有伤痛，他就这样出人意料地走了。

    白刚意识到他死了以后，便一屁股坐在了泥水里，两行热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像两条小河，在大雨里奔腾着，心中却像针扎似地疼痛。他多么想仰天长啸，却只能把痛苦藏在心中：他是多好的一个人啊！为了不昧良心把别人推入苦海，宁愿自己下地狱。他本来能作出更多的贡献，可是竟这样背负着耻辱消失了。他的诗多么富有才华和激情啊！想不到刚刚崭露头角，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他热爱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竟容不得他，就这样被无情地夺去了生命。他的妻儿都在企盼着他的归来，但他竟这样消失了，没有留下一句话！

    后面的万队长走了过来：“怎样啦？你们围在这里干什么？”没有人回答。有人默默地给他让开了一条路，万队长挤到跟前着急地说：“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抢救？给他按摩！”没有人动手。人们心里都明白，千百万伏的高压电流打在身上，他还怎么能活？远处先出发的队伍已经往回走了，队长得到了解脱：“咱们回去吧！”

    白刚哭泣着抱住死者的头，有人抓住他的胳膊，有人抱住他的腿，人们怀着悲痛，依依不舍地抬着死者，默默地往回走。每个人都哭泣着，每个人脸上都流着泪水和雨水，也分不清哪些是雨，哪些是泪。每个人都哭泣着，也不知是哭死者的不幸遭遇，还是哭活者的悲惨命运。

    只有一个人例外，既不哭也没有泪。一脸冷漠木然，没有凄凉，也没有悲伤，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人们为死者的悲痛和忙碌，他一概视而不见，只是两眼呆呆地瞪着，驼着背弓着腰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活脱脱是一个会走的僵尸。只是不时嘴里念叨两句：“死了好！死了好！”人们都知道他这人阴阳怪气的，没有理他。

    只有东北汉子赵义爱招惹他，听到他念叨这个便上前质问：“你个老东西说啥呢？你这银(人)咋没一点同情心呢！大家都悲痛你还说死了好，你安的啥心呢！”贾龙大喘着气说：“安的，安的慈悲之心。”赵义不平地说：“你个老家伙人死了你唱赞歌，还叫慈悲？你咋不死呢！”

    “我想死，你让吗？我是欲活无路欲死不能啊！”赵义揪住了他的领子摇晃着，高声喊叫说：“你说啥？咋这反动呢。这老东西攻击新社会。”看样子就要搧他几个嘴巴！贾龙任他揪任他摇，毫无反抗之意，而且既没惊慌，也没恐惧。甚至还干笑了两声：“嘿嘿！你要打？打吧！打死了就算成全了我。”一边说一边咳嗽一边大喘气，但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往下说：“我死了不用抬，往沟里一扔，臭块地，别看臭，是肥料。”

    白刚抬着死人早把这看在眼里，他以为赵义说说就会过去的，谁知还纠缠起来没完了，便大声喊道：“赵义！放开他，让他在前边快走。”赵义看来真生气了，仍然抓住贾龙不放手：“这老东西太反动了，我今天饶不了他。”白刚觉得有些人是越忙越添乱，一个都快活不成的人了，你惹他干啥？他腿脚不便，不让他快走，还等他拖大家后腿？他很少发火，但今天严厉地喊叫说：“放开他！”

    由于悲痛由于气愤，白刚喊的声音特别大，不啻空中一个响雷，因为出其意料，赵义吓得一愣突然一松手，正在被摇晃中的贾龙啪唧一下便跌在了泥水里，勉强爬着坐了起来，双手拄地拱了拱想站起来没有成功，便索性坐在泥水里，任狂风吹任暴雨淋再也不动了。花班长过去踢了他两脚：“你干什么？耍死狗吗？站起来给我走！”贾龙一声不响慢慢地躬起身来，一拱一拱地要起来，花班长冲着他的屁股又是一脚：“你装什么蒜，快点起来。”花班长这一脚并不是想折磨他，只是贾龙太虚弱了，一下来了个嘴啃地，趴在了地上，再也不起来了。赵义一看花班长又踢又喊，他又来劲了，也上前助阵。有几个人也叽哇喊叫地去折腾他。白刚这边被死人缠身，眼看那边又折腾活人，心急火燎，他想喊叫那些人不要再折腾他了，可是那里有班长带头又有队长在场，他没法喊叫，便对身边的人说：“去个人把贾龙搀起来慢慢走，别让他们折腾了，下着大雨还不快回去。”

    天上大雨滂沱，地下道路泥泞。一个人走都不容易掌握平衡，几个人被一个死人连结在一起，每个人都转动不灵。一个人跌倒了，其他人也跟着跌倒。连累得死人也不得安宁，也跟着摔跟头，他们就这样艰难地行进着。后面庞大的队伍眼看跟上来了，万队长怕被大队人马看见影响人们的情绪，便说：“放下，别抬了，先放在堤下面的沟里雨停了再埋。”人们把死人放下了，但望着高高的大堤，要想下堤坡是很难的，扔下去又心里不忍，都在犹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