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律诗是律诗的一种，就是指五言八句而又合乎律诗规范的诗歌，属于近体诗范畴，简称五律。律诗发源于南朝，从南齐永明时沈约等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演变而来，至初唐沈佺期、宋之问时基本定型，成熟于盛唐时期。
五言律诗从五言古诗中继承了每句五个音节、全篇两两句一组、总句数为偶数的基本特征，同时增加了对偶和平仄的规则；而这些规则是从骈体文中借鉴过来的；骈体文则是由楚辞（骚体诗）到汉赋而产生的；因此，说到底五律是五古和骈体文嫁接的产物。
齐梁体的格律诗构成了对式律 （指全诗各联之间均不粘的格律形式）、粘式律（指全诗各联之间均粘的格律形式）和粘对混合律（指全诗各联之间既有粘又有不粘的格律形式）三种类型，但以对式律为主，距离完善的近体诗尚有很大距离。其中从梁代中后期到陈代，阴铿、张正见、庾信、徐陵等人的一些作品，已经十分接近唐人律诗。在隋代杨素、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结合南朝靡丽词彩和北地清新刚健之气，创作出一些清健秀拔的诗歌，为过渡期诗歌的发展指出向上一路。
唐初以来，在诗歌律化进程中出现的半古半律的诗体现象至初唐四杰而有所改观，其五言律诗的对式律作品锐减，同时尚有部分近体诗未能谐协音律，留有较多的过渡阶段痕迹。而之后的文章四友（杜审言、李峤、 崔融、苏味道）以及沈佺期、宋之问等，对于四杰在诗体方面将唐初以来的混沌状态加以分离与规范的初建之功与实践成果，显示出进一步巩固与推进的态势。可以说到初唐末期五律对式律作品绝迹，从而彻底告别了永明体的对式结构；粘对混合律作品亦呈锐减之势，而粘式律作品却大幅度地增加，并居于主导地位，这说明初唐诗人已经找到了声律追求上的目标，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五律的粘对规则已经确定，初唐五律已经完全成熟。特别是沈佺期、宋之问等诗人，总结了南朝以来新体诗的成就，把已经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最后完成了“回忌声病，维句准篇”的任务，在创作中使五律正式定型。《全唐诗》收宋之问诗三卷198首，沈佺期诗三卷156首，绝大部分是律诗。明代胡应麟在他的《诗薮》中说：“五言律体，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拙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
五言律诗定型于初唐，而最终成熟于盛唐。盛唐最能代表五律成就的是杜甫的作品。胡应麟《诗薮》说：“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巨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评价之高达到极点。杜甫作诗，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座右铭，律诗和新乐府的成就确实无人可及。《全唐诗》收杜甫诗十九卷1300余首，其中近体诗占多数，近体诗中律诗又占多数。其中五律名篇有：《登岳阳楼》《春望》《江上》《旅夜书怀》《江汉》《月夜》《春夜喜雨》等百余首，不愧是“千古以还，一人而已。”
李白五律成就也很高。李白之精熟于五律，是韵味天成的。胡应麟说：“太白风华逸宕，特过诸人。而后之学者，才匪天仙，多流率易。”充分肯定了李白五律的成就。李白的五律像他以道家为主的思想基础一样，是非常飘逸自然的，他的《塞下曲》《夜泊牛渚怀古》《送友人》《渡荆门送别》等，没有修饰雕琢的痕迹，平仄和对仗，都是浑然天成的。没有融会贯通的学识和才华，是很难学得好的。
李杜之外，王维的五律最好。《全唐诗》收王维诗四卷387首，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五律。王维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佛家，他的诗歌也充满了佛家“禅”的意境。他的五律名篇有《山居秋暝》《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归辋川作》《秋夜独坐》《江汉临眺》《使至塞上》等几十首。
盛唐五律佳作浩淼，如孟浩然的《临洞庭》《过故人庄》《舟中晓望》，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王湾的《次北固山下》等，都很著名。
中唐之际的五言律诗，韦应物、刘长卿稍好，“大历十才子”等人偶有佳作。到了韩、柳、白、刘时代，五律又见中兴。
晚唐李商隐五言律诗的境界直追杜甫，略见余响，成就在中唐诸人之上，名篇有《夜饮》《楚宫》《落花》《裴明府居止》等。李商隐之外，许浑、温庭筠、马戴也有独到之处。
五言律诗最高成就在盛唐，中唐以后逐渐衰落，五代几乎鲜可提及者。宋代近体诗多是七言，五律成就不高，佳作也少，名篇更是罕见，只有梅尧臣的《岸贫》、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汪藻的《己酉乱后寄常州使君侄》、戴复古的《庚子荐饥》、林景熙的《枯树》等。
元代崇尚唐诗，五言律诗的艺术成就反高于宋代。比较著名的诗人和作品有吴澄的《送富州尹刘秉彝如京》、胡炳文的《拜岳鄂王墓》、陈深的《江上》、黄庚的《渔隐为周仲明赋》、宋无的《铜陵五松山中》、成原常的《赋林泉民》、傅若金的《金陵晚眺》、泰不华的《送友还家》和陈高的《新岁忆曾子白》等。
明清以下，五言律诗名作就更少了，只有屈大均的《于忠肃墓》《云州秋望》、夏完淳的《即事三首》《别云间》、吴伟业的《过吴江有感》、朱彝尊的《哭王处士翃》和赵执信的《萤火》等数首有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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