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1927～)，本名周德恒。直隶（今河北）乐亭周家营一村人。中.共.党员。1949年至1957年在共.青团河北省委工作。1955年被怀疑为胡风集团成员，遭到长期看押。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公职处分，并被送到黄骅进行劳动改造，劳改12年后被押送回老家唐山市乐亭县交给“群众专政”，1979年得到平反。平反半年后，白石到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1983年担任河北省委常委，先后任省委秘书长、省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省人.大副主任等职。

   2005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出版，该书是爷爷白石和奶奶冯以平（《女子世界》总编辑）历经9年写就的具有纪实色彩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以反右及文革为背景，讲述了以主人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经历。

   为平反奔波

   1969年爷爷被送回老家接受“群众专政”后，爷爷每年给中央、省里写申诉信，都杳无音讯。直到1978年，爷爷听到关于中组部等五部委制定摘掉右派帽子的55号文件的传闻，心里非常高兴，觉得可等到这一天了。爷爷决定到省里找有关部门要求复查爷爷的问题，由此开始了上.访之路。

   爷爷先赶到省里，省委门口聚集了许多上.访者，大多是听说了55号文件后来打探消息的，但信访处回复说右派问题一律不解决。于是爷爷直接到了北京，想找中央部门了解情况。在火车上爷爷一直担心，北京那么大，恐怕很难找到相关部门。

   没想到一出永定门车站，就看见一群群上.访者，他们大多手拎装着申诉材料的黑色塑料提包，身上的衣服因为风餐露宿变得脏兮兮的。不少人.大声议论着55号文件的内容。有的人还喊着：“谁去灵境胡同一块走啊。”爷爷这才知道那里是中组部接待上.访的地方。

   位于灵境胡同的中组部接待处大院，全是排长队等候谈话的人，门口有人叫号，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接待处是一个大厅，用布帘隔成约20多个小房间，里面一桌两凳，只容两个人隔桌而坐。爷爷进去把表一递，还没等爷爷讲，就有人说话了：“你的申诉信我们都看了，已写信通知省委组织部进行复查。”爷爷说省信访处说右派问题不解决。接待的人说，今天就通知省委组织部，让他们复查。

   爷爷喜出望外，没想到几分钟就把事办了，而且接待的人态度这么好。爷爷好像有了尚方宝剑一样，立即返回石家庄。第二天在信访处找到了组织部接待上.访的一位女同志，那位女同志却回答：“没见过他们的信，也没电话，右派问题不解决。”

   爷爷在北京与石家庄之间跑了两趟无果，中组部接待处的人安排爷爷住在永定门车站附近的上.访招待所等待消息。上.访的人太多，又是免费住宿，接待站条件不好是可以想象的，但爷爷心里已经很感激，这总比在车站睡觉强多了。

   终于平反

   爷爷在北京住了几天，中组部通知说，已经和省里联系，但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让爷爷回家等待消息。

   以前没有平反消息时，爷爷也多次上.访，那时知道上.访不会有结果，只是想探测一下政治气候，看看有没有松动迹象，那时遇到的都是粗暴对待。现在中央有了文件，在中组部多次催促下，省里竟然仍不执行，是爷爷没有想到的。这和河北省一些人长期执行极左政策有关，也可以看出极左思想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到这年秋天，县里召开右派分子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内容是没摘帽的右派一律摘帽，所有右派都给安排适当工作，解决生计问题。一听就是55号文件内容，却不提确实划错了的可以“改正”，安排工作也不是恢复公职，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也不明确。

   这之后，爷爷被安排在滦南县文教局下属的文化馆工作。这时，报纸上已经陆续发表一些党内老领导的文章，呼吁恢复实事求是作风、平反冤假错案等，以后又开始公布公安部、中央党校等为右派改正的消息，不久各地报纸发表社论.公开提出为右派改正。其间，爷爷给团省委几次写信催问，但没有任何消息。

   1979年的春节，爷爷在焦急等待中度过。过完正月的一天，团省委来了两个人给爷爷送结论。爷爷记得那天风很大，刮起的沙子打得脸都疼。他们找到爷爷，说爷爷的问题“改正”了，恢复党籍，恢复原来工资级别，工作由县里安排。

   爷爷当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在被打倒的20多年时间里，爷爷始终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只是没想到会经历这么多曲折、拖了这么久。那天，爷爷和奶奶没有做任何庆祝，和往常一样平静地度过了一天。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8(4)   

    队长把嘴一撇说：“抓走一两个人那算个啥？村里一点动静没有，冷冷清清的，哪像个运动。上级说咧，这‘一打三反’运动必须轰轰烈烈有声有势大张旗鼓地进行。”白敬威坐在小板柜上慢声慢语地说：“这‘一打三反’是打啥？反啥？也得说说呀！人们都不清楚还怨冷冷清清？”他在村里辈分大，说话占地方也没啥顾忌。

    要是没人质问，队长那一套政治术语还能交待过去，因为许多运动都是轰轰烈烈、大张旗鼓这一套。这次公社开会这些套话他记住了，至于这“一打三反”是打啥反啥，他也是头一回听说根本没记住，有人一问傻眼了。灵机一动便找了个替身：“恩重，你有文化，给大伙儿解释解释。”恩重满脸的不服气：“我不知道那玩意儿。问个工分啥的找我，这是大事得队长说话。”

    “我一个字不识，报上咋说的文件咋说的，咱咋知道？你这识文断字的还能不知道？”

    “你不识字还没耳朵？你们开会公社是咋布置的？咱又没当官没开会咋知道，报上没这个，文件咱这平头百姓上哪看去？”恩重早就对这些运动不实事求是有反感。其实许多人也有反感只是不敢说罢了。恩重觉得自己是贫农，在队里又是个人物，所以啥话也敢说。

    队长看恩重那个不凉不酸的样子早就不高兴了，只是一再忍让，这次看他当众揭短，对自己冷嘲热讽便有些火了：“我可告诉你这是政治任务，别当儿戏。拿政治任务当儿戏可小心着点儿！”恩重寸步不让：“谁当儿戏了？正因为是政治任务咱才不敢瞎讲。你还别扣帽子，别说‘一打三反’就是十打十反我怕啥？还能把我打成反.革命？”

    “算，算，你不说算了。”队长生气了，“咱大老粗说不过你。反正这‘一打三反’就是抓反.革命抓坏人呗！你们没看见别的村抓了那么多反.革命？光枪毙的有多少？咱村也不是没有，是我们的眼睛不亮嗅觉不灵。从历史上看，咱白一村也不是平静的。日本人那会儿有没有跑据点的？国.民党来了村干部、党员有没有自首的?各次运动被批斗‘四清’下台的，有没有心里不服翻案的?尤其是现在，阶级斗争就更激烈更尖锐了……”

    恩重自言自语地嘀咕说：“这么整不尖锐也得尖锐了啊！”队长生气地质问说：“这叫啥话?”恩重不服气地说：“啥话?实话。你刚才说的埝上村，就是我姥姥家那个村，是杀了两家五口。杀人的还是多年的党支书。‘四清’运动他被斗一直不服气，他越不服气越挨整、挨打，有一天他就拿铡刀把支书和治保委员家杀了五口。最后把自己的脖子也抹了。本来他下台了就完了，还老整他干啥?不叫老整他他肯杀人，他自己肯死?”

    刚才恩重在社员面前几次顶撞他，队长早就憋着火呢，一忍再忍，这回一块儿发作了出来：“你这话啥意思?是说阶级斗争尖锐是**逼出来的?”恩重反驳说：“我可没那么说。我是说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十分注意，万万不可大意。不注意政策和策略就会出问题。这是**的教导，还有错?”

    “你不用拿**的话压我。”队长说，“运动刚动员，你是说这个干啥?我看你是故意给运动泼冷水！”恩重反驳说：“我无意中小声嘀咕了一句，你不接茬就完了，你问我我才不得不说，这能说我故意泼冷水?”

    队长觉得抓住了对方的把柄，便紧追不舍：“啥是无意?你心里没这想法就会说这话?你就是有意。”

    “你说有意就有意，我觉得你把陈年老辈子的事都扯起来这不是‘一打三反’的目的。过去在敌人据点上干过的，党员干部自首的，都折腾多少遍弄清了，历次运动中批斗过的也处理了，该戴帽的戴帽该处分的处分，是不是还都折腾一遍?这符合党的政策吗？我说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用的正是地方，这是故意压你？”一看队长是一个劲地往墙角逼他，已没有退路便不得不起来应战了。

    “我说都折腾了?”队长一看恩重说的肯定会得到许多人的同情，急了，便直着脖子喊了起来。恩重也毫不示弱，把眼皮一抹搭，脖子一扭嘴一撇，提出了质问：“你不想折腾提那个干啥?”对队长不敢承认翻旧账摆出了一副轻蔑的样子。

    人们看他们俩真正动了气，一对一的争吵起来，谁也不说话。因为正在搞运动涉及政治问题的争论，容易招惹是非；两个人又都是队里的权威人士，哪个也得罪不得，不好发言。同时不少人也正愿意他们争吵，乐得有一个坐山观虎斗的机会。这两个人一个霸道、蛮横，动不动训人；一个高傲、酸气，动不动噎人。平时都是谁也不敢惹，这时见他们互相训斥，看到他们也有被人顶撞的时候，倒产生了一种快感，甚至幸灾乐祸。不管谁胜谁负，都乐观其成。

    白敬威见两人斗的时间长了，自己不出来说话不合适：“我看你们别争执了，都是庄稼人，谁也不是整运动的把式，你没看见连上头大干部也是今天你左咧明天他右咧地直折腾，咱一个老百姓哪能一下子就弄明白？弄不清楚的大伙讨论讨论参谋参谋，何必伤了感情呢！”两人也都觉得让众人看了笑话，只是欲罢不能，有人出来劝解，便都就坡下驴了。队长说：“好！大家讨论讨论，看到底是啥精神？”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8(3)

    白刚不说话了。他心里非常明白，他那部长篇是写地下斗争的。从哪里断章取义、无限上纲都可以找出问题来。甚至说你是借国.民党特务的嘴骂**你也有口难言。可是他克服了多少困难经历了多少风险才保存到现在，怎舍得烧掉？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想说服妻子：“我知道这是冒着风险，可是主要的危险已经过去了。在劳改队一年搜查几次都没出事，在农村几年来都没搜查过，这次算倒霉赶上了，可是也过去了，还能老搜查吗？”

    吴玉萍知道那些东西是他的心肝，他总是抱着幻想，做着平反的迷梦。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也不能让他太为难太伤心，便只好退让了，无可奈何地说：“唉！真拿你没办法，总是跟着你担惊受怕。”

    第二天“二一歇”时夏雷队长便板着个脸说：“今黑夜开会，不管男女都得来，谁不来也不行。”话语不多，但人们从他那严肃的样子看出来这会必定很不平常。回家以后白刚和吴玉萍说队长今天通知开会，态度特别严厉，不知又有什么情况，两个人的心立即又悬了起来。

    会议在生产队的办公室召开，所谓办公室只是里外两间相通的小屋。里屋除了会计的桌子凳子小板柜（会计的文件柜兼保险箱）和饲养员的床铺以外，便没有多少地方了。外间屋本来就很小，还有一个给猪熬食的大锅台，几个角落里都堆满了牲口饲料和许多绳套。平时开会来二十几个人便里外屋都挤满了。里屋向来是队长、会计和有头有脸的年岁大的人们的席位。

    外屋则是妇女、小青年和在队里没什么地位的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们的地盘。平时这里顶多只能坐个十来个人，今天一下来了二三十人，这间小屋就好像是个橡皮袋，它居然也都塞下了，已经挤得人摞人，人们也还能为自己找到地方。那一堆破绳套是妇女们的宝地，平时她们都是在这里半卧半躺。

    今天人太多了，后来的姑娘们一看哪里也没有了站脚之地，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自己同伴们身上一躺，底下的人就是喊着叫着往外推也没有用，最后她还是要挤个缝儿安排自己。有的干脆就坐在别人的怀里或是大腿上，这么挤着压着当然不好受，但你推我我挤你的也可以图个热闹，人多有人多的乐趣。

    今天这会队长特别认真，板着个脸始终没有一点笑容。平时开会前他还和人们咧咧几句闲话，高兴时还说几句有荤有素的笑话。今天没和任何人说一句话，可能是正捉摸这会怎么个开法。不过捉摸了半天这开场白还是和往常一样：“外屋的看看，人到齐了没有？”这是每次开会前的例行程序。实际这话说了等于没说。外屋人来了在黑影里挤个地方一扎，怎么知道有谁没谁，让看看人齐不齐谁又能说得清？

    不过不用担心，既然队长发话了总会有热心的人代为统计。这统计既不用点名，也不用报数，只凭感觉就可以做出恰如其分的回答。所以队长一问外屋好几个人同时喊道：“齐了，早齐了。”队长说：“齐了好！恩重，把炮子灯点上！”

    恩重是会计，别看人不大，却是老会计了。初中毕业便当上了会计。队长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这个小会计却稳坐钓鱼台。所以也就成了队里的老干部，很有点权威。

    夏雷队长脾气不好，脾气上来不管你是谁，都会勒你一顿。但他一个大字不识，工分、账目、往来书信文件全靠会计，所以他脾气再坏遇事也得让会计三分，全队也只有会计敢顶撞他几句。今天让点炮子灯会计又有点不高兴：“有电灯，点炮子灯干啥？”炮子灯是防备停电时记账用的，成了小会计的专用品。队长坚持说：“点上，放外屋去！”

    “外屋都是听会的，有个耳朵就行了，要灯干啥？再说也没地方搁，放哪儿？”队长说：“放锅台上。”会计说：“锅台上都是人了。”队长不高兴了：“人让让，让你点就点上得了。”平时很少这种情况，队长今天连会计也勒上了。

    本来屋里乱嘈嘈的，两人一争执，便安静了下来，人们都觉得今天这会是不一样。恩重也看清了这形势不敢再坚持，无可奈何但又有点不服气地说：“队长大人有令点上就点上。”队长又发布命令说：“外屋的听着！今天谁也不许溜号，谁溜了扣你半天工。扣工分还是小事，这是政治问题，是对**忠与不忠的问题。出身不好的还是一个改造态度问题。”平时开会都是为队里的事，这次显然不同。

    队长这几句政治起了作用，屋里顿时鸦雀无声，都聚精会神地听队长讲话了。队长又接着说：“我们不能只拉车不看路，现在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激烈。咱县最近就发生了十几起阶级报复杀人案，有十几个支书、队长、斗争积极分子被杀了。埝上村两家就有五口人被杀。菜刀、大镐、铡刀都成了杀人武器。最近几个月许多村都挖出了反.革命，县里已经公开宣判了二十几起反.革命集团案件。人家那里的‘一打三反’运动早就开展得轰轰烈烈。咱大队是个啥？冷冷清清，无声无息，听不见一点动静。你们还都没事没事的。……”恩重半截上打断了队长的话：“那怨社员？你们干部连个会也没开过，老百姓是知道个啥？”

    队长刚才那一套话都是公社批评大小队干部时说的。恩重抢白了队长以后，他也知道这样说社员是没用对地方，所以没有发脾气也没有还嘴，只是接着恩重的话茬说：“这不是今天开会动员嘛！从今天起咱村的‘一打三反’运动也得开展起来，再不能没事没事的了。”白敬威说：“咱村也不能说没事吧！白刚抓走关了好些日子，老饲养员抓走还判了重刑，这不都是事儿？这算不算那个啥打反哪？”他为他老哥判重刑一直不满，今天听说还要大整更有些抵触。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8(2)

    大清查以后，吴玉萍提出是不是研究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看看斗批改怎么搞。老郝说：“研究啥？反正咱们干多少工作他们也不认账，怎么干也是没好。在长期瘫痪的村建起了班子，坚持正常工作，就算不错了。以后工作看他们怎么布置再说吧！斗批改不就是解决领导权问题，使班子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吗？这目的咱们已经达到了。”

    基本目的达到了，工作组还干什么呢？吴玉萍没有问，组长心中的痛苦她理解，组长心里的想法她也清楚，那就是不要再忙活，潇洒一点听喝算了。这次挨批对吴玉萍倒没有什么打击。因为她向来也不想在工作上争什么先进，而且她挨批挨斗经得多了，曾经沧海难为水，这种批评算什么？别说是背对背对全组进行批评，就是面对面指着她的鼻子说她包庇了阶级敌人，她也不会有多大痛苦的，顶多还是回干校劳动呗。

    经过和组长一番交谈，吴玉萍心里倒轻松了许多，以前觉得组长对自己不错，就应该事事想在前头为组长当好参谋，所以没人督促自己心里那根弦也总是崩得很紧，对组里工作总是尽心谋划。一个多年被人看不起备受欺凌的人，只要别人稍微对自己尊敬一些就心满意足了。既然组长是这个态度，自己就不必多操心了。

    思想一松下来，就又牵挂起白刚来。这次家里大清查肯定是重点了，到底怎么样？他那个犟脾气好凿死理这回会不会和人家争执起来？当年机关肃反时他成了重点，抄家大搜查并把他看管起来，在那种形势下他还和领导凿死理讲宪法，说人家违反宪法，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力和自由。当时没人理他，宣布他没有任何问题以后他又提出这一问题，领导解释的也妙：“一个党员把生命都交给了党，党对他有怀疑检查一下他的东西，让他在屋里好好反省问题这有什么？爹妈拍孩子两巴掌，对也好错也好，都是家里的事，这碍着宪法什么事了？”

    白刚知道这是强词夺理却也无话可说。是啊！你把生命都交给党了，关你几天你还较什么真？这次他已不是党员了，虽是摘帽右派，但是按法律来讲他还有公民权，他是不是又会和人家讲宪法认死理？越想越不放心，恨不得立即飞回家里看个究竟。可是又想现在离上次回家时间不长，再请假合适吗？所以几次想和组长请假，又几次不能开口，拖延了一些日子再也按耐不住了，决心去请假，老郝非常痛快地批准了。

    吴玉萍回家以后，看到白刚依然故我，孩子也没事，这才放心了。问起大清查，孩子吓得马上脸色灰白，她就知道有多么厉害了。白刚却像讲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介绍当时的情况，说到有趣处还哈哈大笑。吴玉萍说：“你还有心乐呢！都把我吓死了，多少日子我吃不好睡不好。我就担心你这个认死理凿死卯的毛病，又和人家讲宪法。”

    “哈哈！我再迂腐也不会迂腐到那程度，现在国家主席都被整得死去活来，还能讲宪法？”吴玉萍说：“你知道这个就好！我就怕你那个犟劲上来不管不顾。”

    “唉！劳改那十几年，把我的锐气消磨光了，我还真没那个胆。”白刚深深叹了一口气，“你看人家大哥那两口子，就是要争要抗要讲理要不管不顾，结果要斗他就是没斗成。”说到这里白刚又精神焕发起来，像讲故事似的介绍洪光两口子怎么据理力争，硬是把个斗争会给搅散了。吴玉萍说：“咱可不能跟人家比，咱没那条件。听见没？咱可不能不管不顾啊！”白刚像个听话的小孩子一样笑了笑然后说：“我知道！可是这年头也不能太老实实话实说呀！”接着他又兴高采烈地介绍起如何机智地保护他那部长篇小说稿子和另一部长篇小说十多万字的片断。

    他这一介绍坏事了，引起了吴玉萍的警惕：“这些稿子在哪儿？还有你那些日记、杂记本？”白刚感到奇怪，她吃惊地问这个干什么？他说都在皮箱底层里呀！吴玉萍说：“你还留着？赶紧烧掉！”白刚听见了，但是他不相信：“啥？你说啥？”吴玉萍说：“烧掉！”

    白刚听见妻子又一次说烧掉的时候，脑子里嗡的一声好像劈雷灌顶，立即成了一片空白。等了好一会才清醒过来，马上把头一摇：“不！留着。”他简直难以想像这些东西会自己亲手烧掉。为了写这两部长篇，在劳改队严密的看管下在那样的艰苦环境里，他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耗尽了心血才写成的啊！又是费了多少心机冒了多大的风险才混过了一次次的检查闯过了一次次的难关把它保存下来啊！现在好好地保存在自己家里，又要烧掉？这怎么可能？

    “留着那个干什么？你看这形势，咱还有出头之日吗？”白刚说：“我相信会有的。”吴玉萍说：“就是有，那得哪一年？我们还能等得上吗？”白刚说：“等不上就留给子孙后代。”吴玉萍说：“你还是想想现在吧！你不想想你写的是什么？一上纲你受得了吗？”白刚说：“我写的什么？我相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绝不是反动的。”吴玉萍说：“你老是一厢情愿。现在流行的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反右前你写新入工厂的姑娘们在院里追着玩，‘像小野马似的撒欢儿’，不是就因为这一句毫无问题的话说，你是‘带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地辱骂工人阶级’写进你的处分结论里吗？你的教训还少吗？你写的那些东西给你摘出几句就可以判你死刑啊！你知道不知道！”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8(1)

    大清查受批评给老郝的打击太大了。以前工作组也几次受挫，他虽然不服气但积极性没受太大影响，抓工作也实实在在，千方百计整顿好这村的班子就是明证。

    他们刚来时那工作是真难啊！进村以后，找谁谁不理睬，没人接待。大队部门锁着，问老支书谁拿着钥匙，他说他早不干了，不知钥匙在谁手里。眼看天黑了，不仅后晌饭没处去吃，连睡觉也没个着落，行李就放在大队办公室的门口。老郝和成强去找人，吴玉萍黎娟在行李上呆坐着发愁。

    吴玉萍这几天心烦意乱，让马永昌闹得她头昏脑涨，对道庙一直没有多想。坐在这里她才慢慢想起来，啊！前几年来过这村。那时这一带刚试种水稻，农业局领导让她来传授技术，她来时正赶上插秧季节。人们陈年老辈子也没见过插秧啥样，正愁着不会插秧，教技术的就来了。

    吴玉萍在农场劳动改造时，她年年是插秧标兵。这几年不插秧了，不知为什么，她在梦里有时还看到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秧田。到了道庙，一见那松软的泥浆，不由得就脱了鞋，卷起了裤腿，一脚迈到了水里。按节令这时已是春末夏初了，可是这里沿海，仍然是北风飕飕，寒气袭人。许多人还穿着绒衣绒裤，有些人身上还披着棉袄。她挽起袖子光着大腿站在冰凉的水里，却神态自如，仅凭这一点许多妇女站在埂埝上已经是啧啧地咂嘴儿称赞了。

    只见她左手里握着一把葱绿的稻秧子，右手拇指一捻，食指一抿，一弯腰那绿秧就在水中亭亭玉立了。她一边插，一边讲，从怎样站脚，怎样直线后退，如何拿秧分秧插多深，什么叫甩什么叫退，甩几退几有几种模式，哪个环节该注意哪些问题都说得清清楚楚。

    她插完一长趟，然后转过身来从另一头开始叫了几个年轻姑娘跟她一起插，一边插一边教。她本打算在这村做一下示范，呆一天就到别的村去教，可是那个支书说什么也不让走，硬是让到各个生产队都去教一遍。看她是个行家，晚上还召集干部和青年让她给人们上课，从水稻的育苗、插秧、管理都有条有理地讲一遍。她讲得有理论有实践经验，可把人们乐坏了。一下在这个村住了好几天。那个支书叫什么？好像姓田吧？

    她想起来了，那个派饭的就在大队西邻，只隔一两家，她便让黎娟看着东西她去走走。她走到一家门口，看着像是那家便进去了。那家正吃晚饭，她一进屋男主人便认出她来了，忙从炕上光着脚跳到地下，笑着说：“可有几年没见了，这不是吴同志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真是你们家？我还以为走错门了呢！”吴玉萍仔细看了看男主人，高兴地说，“你们快上炕吃饭吧！我问你点事儿。”男主人说：“吃饭忙啥！你还没吃饭吧，快上炕一块吃点吧！”吴玉萍说：“不用了我们还有好几个人呢！我问你这几年派饭还是你吗？”

    “是我，这个苦差事没人抢。只是近几个月班子瘫痪了，我也就不管了。你来了还能让你们饿着？今天太晚了就在我家吃吧！他们在哪儿，我去叫他们！”吴玉萍说：“吃饭不忙。你知道大队钥匙在谁手吗？我们还没住下呢！”

    “你算找对了，钥匙在我手。”男主人笑笑,“大队没人管事了，就把钥匙交给了我。你们几个人？”吴玉萍说：“两个男同志俩女同志。”男主人说：“那好说，大姐你们俩住我家，男同志住大队，我去开门。”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都愁死人了，作了这么半天难，想不到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她和男主人一起把老郝他们的东西放在了大队，把门锁了，门上留了个条。她和黎娟带上东西去了派饭的家。女主人已经开始烧火做饭。

    老郝他们来了，吴玉萍说：“没找着人吧！”老郝一脸沮丧的样子：“没有！”吴玉萍笑笑说：“先吃饭吧！吃住暂时都算解决了。”成强惊奇地说：“我们跑了一村子都没解决，你们怎么在街上坐着就解决了？”黎娟从屋里跑出来说：“我们会法术，你们服气不服气？”成强把嘴一撇：“就凭你？……”吴玉萍把话头接过去笑笑说：“别斗嘴了。人熟是一宝嘛！遇见熟人了。”

    从桥头营出来时，吴玉萍灰心丧气，觉得辛辛苦苦干工作，却落了这样一个结果。疑案、班子里的坏人基本弄清了，没整治了坏人，倒让坏人把工作组赶走了。现在又派到这样一个落后村，这不是成心整人吗？可是住了两天以后，她倒觉得这里可比桥头营强多了，出来倒好。这里起码不用整天担惊受怕，没人勾心斗角出难题了。工作虽然困难，慢慢做呗！以前来了工作组因为吃饭睡觉没人管，当天就回公社了。有的工作组在公社吃住，白天上村里转转，跑上两三天没人理也就放弃了。他们算是幸运，遇上一个能管事的熟人，总算在这村站住了脚。

    头一炮打响以后，全组人很高兴，积极性都很高。深入了解情况，耐心做几个干部的工作。为动员在村里有威望的老支书田玉生出山，老郝和吴玉萍整整用了三天工夫，坐在他家炕头上和他促膝谈心，终于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同意牵头组织新班子。

    来时公社领导说你们能在村里住下去就是胜利，能把班子建起来就是最大的成绩。他们来的日子并不多，不仅站住了脚而且把班子整顿好了，各项工作都纳入了正轨，有条不紊，这是多大的成绩？可是上级不看这些，早忘了刚来时他们说的话了，却是想要什么就得给什么，让你清查你就得找出有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敌人来。找不出来就是阶级立场不稳，甚至归结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去，这叫什么事啊？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7(4)

    经过半宿的折腾，终于结束了这一仗。后半夜又去了第二家，这户是个老地主，土改时扫地出门，两家合分了三间厢房，实际只有一间小屋，家徒四壁，除了炕就有一个小坐柜，几个人的手电都没有电了，便借着微弱的油灯，胡乱翻腾，不到半个小时便完了。

    整整折腾了一夜，天亮时互相观望，好像彼此都不认识了，个个面色灰黄，眼珠上布满血丝，只想回屋倒炕上就睡连饭也懒得吃了。那年头什么任务都是急茬的。全省统一部署的紧急政治任务，哪儿能查完以后就睡觉呢？所以一大早，郝组长就去公社汇报清查的情况。别人也不敢睡觉，在大队办公处等着。

    中午老郝从公社回来了，脸色阴沉精神疲惫。吴玉萍看他眼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的样子问道：“怎么了？不舒服？”老郝摇摇头，没有说话。吴玉萍见他不想说话，便说：“你太累了，好好睡一觉吧！我上地里看看去。”就下地干活去了。上级规定工作组进村后一般情况下要半天开会、学习，半天劳动。她还得坚持这个制度啊！

    吴玉萍一到地里，社员们正平整土地。她刚拿锹装土，村支书田玉生过来把她叫到一边说：“老郝呢？”吴玉萍说：“在屋呢！”田玉生说：“开会的情况他说了没？”吴玉萍说：“没有，回来好像不高兴，一言不发。”田玉生说：“在公社挨批了。”吴玉萍十分惊呀，忙说：“为什么？”田玉生说：“不少村都查出了问题，有查出变天账的，有查出袁大头(银元)的，有查出旧的反动唱本的，有污辱**像的，还有的揭发出骂**的，就咱们和另两个村是三类村，啥也没查出来。老郝挨了一顿批，一路上他就没说话，真倒霉。我在公社就觉得不对劲儿，想辩驳几句，老郝不让。我们村没查出问题，是因为过去管得严，教育得好！反动气焰早给打下去了，哪个五类分子敢捣乱？借给他一个胆也不敢。还有谁敢藏反动东西，谁敢污辱**？准得一搞啥就得有啥？是查出问题好还是没查出问题好？”他越说越生气，最后嗨的一声叹了一口长气，手一扬，“告诉郝组长！别生那个气！这没啥，小车不倒只管往前推。他们要是再这样不讲理，气急了我还是猪八戒摔耙子，给他来个不侍猴(候)。”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田玉生走了，吴玉萍望着这个一向说直理的倔老头子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他当了多年的支书，就因为对上级搞形式主义，布置任务不符合实际，逼着下边作假，才撂挑子不干了。这次工作组进村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花了几天工夫磨破了嘴皮子才把他动员出来，新班子刚组成，就又挫折了锐气，以后工作可能更难了。他们工作组虽一再积极工作，却屡次受挫，以后这工作还怎么干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7(3)

     吴玉萍心想如果是书还是自己检查为好，便说：“我去吧！”女排长使劲    着吴玉萍那笨重的身体，好容易她才爬上了那个幔子，一上去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打开手电一看上面的尘土足有半寸厚，她在里边爬行，一动就尘土飞扬，呛得她咳嗽不止，但就是这样她也得翻腾那一堆破烂啊！她看了看里边没有什么，所有书籍多是教学参考或是旧课本。她本不想多看了，但顺手一翻，可不得了啦！她自己倒吓了一跳，原来竟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破旧的课本里，有十分显眼的精美彩页——国.民党的国旗和党旗。这要一上纲，这一家人还受得了吗？可以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嫌疑，可以说他是国.民党来了以后准备邀功请赏，可以……不死也得脱层皮呀！这一家子可就完了。一想到这些吴玉萍自己就觉得头皮发麻，她觉得从这家人家看来，这纯粹是由于疏忽，早忘了这些陈年的课本里还有那些犯禁的东西。

    他们已经够不幸的了，不能再雪上加霜把他们推向更大的深渊。她不声不响，把那堆书弄得更乱，然后下来用手绢擦了擦脸和手，又在院里咳出了几口黑痰，使劲呼吸了一阵新鲜空气，回来严肃地对李右派说：“里边太脏太乱了，好好清理清理，把没用的东西烧掉！”她觉得对于这种暗示，李右派应该是清楚的。

    这时成强和治保主任对西屋的检查还没有结束。这屋的炕早已拆了，主要是一架织布机占了地方。还有就是农具、破麻袋和盛粮食的缸罐，他们把破破烂烂坛坛罐罐都翻了个遍，这时成强正集中精力翻一个二尺小柜。吴玉萍进屋时，成强回头对她高兴地说：“嘿！还真有好东西。”说着从柜的最底下抻出了几捆卷好的布来，三卷子白布，三卷子花格布，都是女主人自己织的。

    治保主任分明是看见那几卷子布眼馋了，布就是钱啊！可是布又和钱不一样。在那个年代五类分子和运动重点人的人和物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人家说什么时候要折腾一顿就折腾一顿，东西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拿走而且没有下文。只有钱好像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因为他成了重点人，他口袋的钱就可以随便装到你的口袋里。

    正因为布就是钱又和钱不一样，治保主任便要拿走，拿走以后又很可能过些日子便不知去向。吴玉萍迟疑了一下说：“布里会有什么？算了吧！”

    这时成强却不甘寂寞，用匕首把捆布的绳子一挑，顺手用力把布一抖，布刷的一声便展开了，抖了几抖，这布便像一条大白蛇似的逶迤翻转飞腾起来。一边抖着还一边笑着说：“看看这里边有什么私货没有？”他本来是恶作剧，闹着玩，却不想歪打正着，图穷而匕首现，抖到最后真出来了一卷东西。

    这一下人们却惊奇了，治保主任得了理：“看看！这里真藏着东西，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藏藏掖掖一定是心里有鬼，把这卷东西和这些布都拿到大队详细检查。”成强把那卷东西捡起来，交给了吴玉萍高兴地说：“这里边还真有私货，一定是反动东西，要不为啥这么秘密？”

    吴玉萍把那卷子材料翻了翻用眼一溜，不过是他们的处分决定和一次次的检查，这些都不是见不得人的材料，不愿让人知道的可能是那几份申诉材料，怕被人认作翻案罪证。实际上党章上就规定受处分可以向上级申诉，这算什么罪行呢？可是她也为难啊！治保主任已经态度咄咄逼人，成强也为这个发现兴高采烈，自己怎么能为这个清查重点人说话呢？

    为了避免别人的怀疑，他没有直接回答成强的问题，只是招呼他们说：“你们过来看看。”治保主任笑了笑：“我不认识字。别看瞪着俩眼睛其实是个瞎子。”吴玉萍说：“成强，你有文化，你看看！”她又指了指那个女排长,“你不是还上过初中嘛过来。”他俩过来以后，吴玉萍给他们简单看了些文件题目，然后说这些不是什么秘密，都是他们的处分决定检查材料，这些他们是得好好保管，他们还要不断地改造思想，时时对照检查。可以交还他们。然后对民兵女排长说：“给他们吧！”成强说：“把这些布带走，回去好好检查检查。”治保主任说：“对！把布带到大队。棉花是国家统购物资，不准上市，你们不卖给国家织了布私自出卖不行。”治保主任不仅要检查，而且提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要没收。说着便去抢布。

    李右派和他的女人都为他们藏着的翻案材料被发现吓傻了，听吴组长一说，他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一听见治保主任要把布抢走，又慌张起来，那女人扑通一下子给治保主任跪下了：“他三叔，谁不知道孩子他爹一天才挣七分工，年年吃粮要用钱买，全靠我这双手织啊纺啊，大人孩子才不饿肚子，这布是我家的半年粮啊！你就给我们留下吧！”

    “你看！你这是干啥哩！这是大清查，我也不能徇私情啊！起来！”那女人见治保主任不松口，便死死拉住治保主任的衣服哀求，就是跪着不起来。那布是她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心血是她的命她的心啊！她一家人还赖以活命，她怎能轻易割舍呢！成强看一个阶级敌人死死拉着村干部这成什么样子？便使劲一抻把那个小女人拎了起来，重重地往地上一墩说：“拿回去检查检查不没收你的，你闹腾啥？”

    吴玉萍正在为难之时，听成强说不没收只是检查，便立即就着这个话茬说：“没人要你的布，你闹腾什么？”训斥了女人以后对成强说,“就在这儿检查吧！大队人多，发生个差错对谁都不好。”然后又对治保主任说,“棉花不卖给国家的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也不是哪一家，就不在清查中处理了，留待斗批改中统一解决吧！”治保主任虽有不满，却也无话可说。他也知道多数人家都是如此，他媳妇织布还都是李右派的女人帮忙呢！成强得令就地检查，便十分得意地检查起来，把布抖了个满地。人们在上面踩来踩去，女主人看着心疼，可是再也没敢说什么。

    就在大清查这个可怕的夜晚，吴玉萍同时也在经受煎熬，不过他是在奉命清查别人。

    夜漆黑，庄户人家睡得早，即便是有事不早睡，也舍不得点灯熬油。吴玉萍的房东大娘，就常在黑夜里不点灯，照样搓麻绳或是纳鞋底，困急了摸着黑铺好被就睡。

    这天夜里吴玉萍他们几名工作组员也在摸黑却不睡。不点灯不是为省灯油，也不是搓麻绳，他们龟缩在火炕上等待任务。因为上级传达这次行动必须极端秘密，不许走漏风声，所以摸黑等着组长去领任务。至于是什么任务他们也蒙在鼓里。

    这天夜里房东大娘也没睡着，人老了觉就少了。她搓了会子麻绳想倒头就睡，可是偏偏就是睡不着。她想这是咋咧？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是为一件心事缠绕。工作组两男两女经常黑夜在她家开会，男的住在别处，总是开完会就走，顶晚也不过二更天，今天都快三更了，怎么还没走？而且开会总得点灯熬油地说话啦，怎么今天听不见动静？也没有灯光？男男女女的摸黑在屋里猫着干啥呢？越捉摸越睡不着。

    这时月亮已偷偷从东边爬上来，大娘趁着微弱的月光悄悄地溜下炕，轻轻移动着小脚到了西屋门前。从门帘子缝里往里一瞧，屋里黑着，透过月光只见三个人都在炕上缩着身子靠着被褥眯着。两个女的在西边，一个男的在东边，中间放着小炕桌。大娘心里纳闷，这是干什么？另外那个人呢？出了啥事？她百思不得其解，又蹑手蹑脚地回到了东屋，倒在炕上更睡不着了，总在心里嘀咕，听着外面的动静。

    约摸过了一个时辰，听到庄外有狗咬的声音。深夜，这狗就像商量好了似的，只要一个咬，其他的狗便都会响应。要是听不到什么动静，它们发现是一场虚惊时，便会自动停歇下来。如果发现确有动静而且越来越近，它们便会像疯了一样，使出全身的力气不停地狂吼，吼叫得使人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今天这狗就叫成了一团，越叫越厉害。大娘再也躺不住了，便坐在炕上仔细辨别外边的动静。忽然从狗叫声中又听到了许多脚步声，腾腾地直奔这院来了。栅栏门哗啦响了一下，门上那条铁链子解开了。大娘急忙从纸窗扇当中镶的那块小玻璃往外看，只见工作组的老郝和另外几个人一起走进院子去了西屋，又听到西屋里哗啦啦丁当当地响了一阵。

    深更半夜他们这是闹啥哩？大娘止不住好奇和担心，又悄悄溜下炕踮着脚到西屋门前偷看。这时屋里点上灯了。她一看不要紧，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只见炕桌上放着一堆尖刀(是匕首，大娘不认识)，他们要干什么？大娘再也不敢往下看，连忙回屋。心里扑腾脚下不稳慌慌张张地一下竟踩到了柴草上，柴草窸窸窣窣作响。

    老郝正布置任务，忽听门外有动静，拿起一把匕首一个箭步蹿到门外，喊了一声：“谁？”看了看却没有人，外屋门还关得好好的。因为任务紧急，又赶紧回屋布置任务。原来大娘一听柴草响知道要坏事，便干脆趴倒在柴草堆里，外屋黑乎乎的，她已被柴草掩盖，老郝没有看见。等他们又布置起任务大娘才偷偷地一点一点地爬到东屋，躺在炕上心里还一劲扑腾，一夜再也没有睡着。

    今夜西屋的人们心里也十分紧张。吴玉萍虽是副组长，对任务却一无所知。只是老郝走以前告诉她全组集合在一起等待任务，还宣布了三条纪律：“领任务以前谁也不许离开这个院子；任何人也不许和外人交谈；这是一次特殊任务，不准任何人请假。”老郝布置完就上公社去了，吴玉萍的任务就是看住大家不许动。她心里实在纳闷，什么任务这么神秘？可是也不敢和人们议论，更不敢乱猜测，谁也不愿意说话。

    慢慢地那两个小青年便睡着了，她却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从今天晚上情况看，这阶级斗争的弦越发地紧了。她自己暂时总算安全了，可是只要形势一紧她就牵挂着白刚。他虽然摘帽了，但处境仍然和五类分子一样，甚至比五类分子还显眼，在县里公社里都是挂号的，有什么风吹草动，总要触及到他。他上有老下有小，儿子才几岁，万一有个什么闪失，可怎么活呢？她的心又抽紧了，眼里涌满了泪水。怕别人发觉，忙把头巾拉下来挡住眼睛，佯装睡觉。

    听见院里门响，吴玉萍连忙起来，把油灯点上，叫醒了那两个人。这时老郝带着人进来了，把一袋子匕首哗啦啦倒在桌子上。一见这些吴玉萍更紧张了，这是要干什么？心里顿时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老郝严肃地说：“坐好！开会。公社传达了省里的部署，今夜十二点全省统一行动，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开展大清查。咱村重点人都定好了。咱们四个人分两个组，大队再抽六个人配合，每组五个人，大队还有人等着呢！”然后讲了要求纪律，最后从桌上拿了一把匕首举起来给大家看：“这是武器，公社统一发的。有敢违抗者，这个就是后盾。”

    吴玉萍心情紧张，一直没说话。两个小青年倒兴奋起来了，成强上去就要抓：“这是啥新式武器，咱瞧瞧！”老郝制止说：“别动，小心扎着你。”黎娟带着好奇的微笑，瞅着这个四不像，黑不溜秋的东西说：“这叫剑吧？怎么没把儿呢？”老郝说：“这叫匕首，这东西都是临时赶任务突击出来的，还来不及打磨，上面有不少毛刺。在那儿领的时候有人莽撞，上去一抓手上就扎破了好几处，还没有见着阶级敌人呢，自己先流血了。每人一把小心拿着，先用砖头打磨一下，不要扎着手。”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6(6)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6(5)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6(4)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6(3)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6(2)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6(1)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5(3)

    后会有期那句话，绝不是一般客套话，而是她下了决心：刘国良的问题她要管到底，决不能让马永昌这种人永远猖狂下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5(2)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5(1)  

    县里通知老郝立即到县斗批改指挥部去汇报工作。不是到公社，也不是到分管的片上，而是直接到县里去汇报工作，向来没有这种先例，这是为什么？人们好生奇怪。成强和黎娟乱猜测，都觉得不是好事。吴玉萍心里也直嘀咕：“准是村里反映了什么。能有什么事呢？而且什么事会惊动了县里？”老郝心里也有些怀疑，但是为稳定全组情绪，很镇定地说：“汇报工作是经常的事，没什么，让去就去趟呗！”他心里有底，这段工作刚开始，开局也不错，大家挺努力，能有什么事？

    刚到县里，指挥部副主任步明清便劈头盖脸地批评上了：“你们架子不小啊！黑夜睡觉还让民兵站岗！你们去了不仅不解决村里矛盾，还挑起了派性斗争，把村里搞了个乌烟瘴气？桥头营是公社‘一打三反’的试点，搞得很有声势嘛！怎么你们去了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根本不依靠党组织这是为什么？”领导的火气很大，质问就像连发的炮弹。

    老郝本来很稳重也有耐性。但看领导不容说话一上来就批个没完，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打断了他的话头：“步主任！不是让我们汇报工作吗？听我说几句好不好？谁黑夜睡觉让民兵站岗咧？谁挑起了派性斗争？什么派和什么派斗？这是哪儿来的传闻？领导也不问问就一律相信？”

    “嘿！你倒质问起我来咧？”步主任说，“什么传闻，村党支部的揭发，公社党委的书面报告，片上组长朱一夫亲自到县里汇报的，三级的报告这还有假吗？”

    “三级的报告？”老郝奇怪地说，“朱一夫到村里去过吗？公社到村里去过吗？既然说我们有这么大的问题，他们怎么不和我们核对一下情况？这样吧！步主任派人跟我一块去村里调查调查，要真是这样，我二话不说任凭处置。”

    “嗬！火气不小啊！你们有什么失误，村里有什么误会，可以说说情况嘛！这样和县里叫阵干什么？”步主任显然十分不满。在县里当了十几年的局长了，比有的县长资格还老，在县里还没人敢和他这么说话。你才多大的一个干部，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可老郝不买他的账，你不就是个副主任吗？有什么了不起。不问青红皂白，就这样蛮横地对待下级？斗批改这工作我也干够了，你顶多把我送干校改造，还能怎么样？便说：“这怎么是叫阵？让县里派人了解实情有什么不对吗？”

    “那你说说情况嘛！”步主任看老郝这态度也觉无奈。老郝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只是没说吴玉萍秘密调查刘国良案件和夜送血衣的事情。倒不是有意包庇吴玉萍，他想起来了，刘国良案卷上批准的领导除了公社副主任以外，另一个人就是步主任。案卷他只粗粗溜了一下，文件上那个签名没有仔细辨认。现在见了步主任，才联想起那个签名来。步主任发那么大的无名火，肯定是因为牵扯到了刘国良案件，又加上马永昌围绕这个案件捏造了许多假情况。揭露了这个案件，不仅马永昌受不了，公社、朱一夫和步主任都要担责任。他根本没想到他们成了利害密切相关的一伙。

    步主任听了汇报以后气消了一点，但还是一条一条地质问：“不是站岗，让民兵巡逻那也不好吧？”老郝说：“不是我们让他，是马永昌提出来的呀！而且还是以工作组夜里不出去为交换条件，实际是限制工作组活动。”步主任说：“你不会不同意吗？”

    “我不同意行吗？夜里骚扰恐吓工作组，还扔石头打伤了人，他都说是刘家的人干的，有民兵巡逻他再这么说就站不住脚了吧！我总得保证工作组的安全哪！”步主任说：“就按你的说法，你们去了不还是马刘两家矛盾加深了吗？这算不算挑起了双方的矛盾？”

    “是马永昌制造事端嫁祸于人，刘家干了什么？”老郝说，“这怎么算是我们挑起了双方的矛盾？”步主任非常不满：“说马永昌嫁祸于人有证据吗？”

“大清白日工作组几次被搜查，夜里连续糟害工作组，马永昌都说是刘家人干的，这可能吗？到底是谁干的不少人看见了，我们也了解是谁。领导要想弄清楚，只管派人去调查，我可以提供足够证人。”事情到这个份儿上，老郝也寸步不让了。

    老郝一说能提供证人，步主任便不再追问了，改变了话题：“我问你，那个吴玉萍表现怎么样？”老郝说：“不错呀！工作积极负责，有能力……”步主任非常不满地打断了老郝的话：“不是问你这个，是说她的阶级立场。右派里没傻瓜，有能力又怎么样？立场有问题，越有能力越坏！”老郝想了想说：“立场也没啥问题呀！”虽然肯定，但说得就不像以前说别的问题时那么干脆、果断。他想准是朱一夫或公社汇报里说了什么。步主任看老郝不那么果断，便严厉地说：“告诉你，她是个摘帽右派。你是个老党员了，可不能丧失政治嗅觉。”

    “这个我知道，她立场没问题。”这回老郝果断了。他觉得人不能丧良心，平心而论，吴玉萍在组里是他最有力的助手，大部分实际工作是人家支撑着。他可以经常回家一住就是三天五天。别人也都不断回家。人家离家也不算远，却一直没要求回去，整天坚守岗位，而且做了许多工作，一个妇女能做到这点容易吗？怎能昧着良心说话。

步主任说：“刘国良反.革命案，不是她在搅和吗？还调了案卷？要干什么？为反.革命分子翻案？这是不是臭味相投阶级立场问题呀！”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4(3)

    幸亏他还不知道吴玉萍是个摘帽右派，要是知道还不知道要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停了一会儿，他突然站定，大声喊叫着：“要换个别人随便怀疑我们干部，我豁着这个支部书记不当也饶不了他。”这简直是威胁了。弄得一屋子的人鸦雀无声，空气都好像凝住了。他看着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又主动缓和了下来笑了笑：“我刚才多说了几句，吴同志可别见怪呀！我一个庄稼人，不会说话，说得对不对你们几位多原谅。”

    工作组的同志都知道他在演戏，在说假话。黎娟气得咬牙切齿，成强恨不得上去扇他几巴掌。老郝觉得这人也太不讲理了，硬拿不是当理说。可是他又不愿意一下子和村里闹僵，觉得那样以后更不好工作了，所以一时也没说话。吴玉萍觉得这人干尽了坏事，还倒打一耙，对人栽赃陷害，任这种人猖狂下去真是没有天理了，气得脸都黄了。觉得不能让这种人洋洋自得地演独角戏，这样嚣张要是没人反驳，人们更会觉得他有理了。反正这种人想和他愉快合作也很难，只有揭揭他的老底了。

     她强压抑着自己的激动，想笑也笑不出来，最后仍然是气呼呼地说：“照马支书这么说，这些天发生的这么多威胁、骚扰工作组的行为，村里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呗！我们一出去，就有人跟着，我们刚一进屋，就有人用大砖头砸我们，砖头、石头像雨点一样，绝不是一两个人干的，大清白日我们刚出去吃饭，一顿饭的工夫，就把工作组两个屋的东西全搜查了一个遍，这都是刘家人干的？他们在村里就这么大胆？退一步讲就说这是刘家人干的，前些天你是知道的，我们在村住着，硬说工作组全走了不给派饭，这也能说是刘家人干的？……”

     还没等吴玉萍说完，马永昌吃不住劲了，强笑了笑，打断了吴玉萍的话：“吴同志！派饭的事是派饭的忘了，那天不是说清了吗？”

     “我们找他去还不给派饭，这能说是他忘了？他说是有人通知他工作组撤了，谁通知的他？”黎娟早就憋不住了，这回可得了说话的机会。原来郝组长不在时，吴玉萍和黎娟曾经因不给派饭挨过饿，不过吴玉萍也使出了一招“绝活”，就是跑到马永昌家吃了一餐不用派的饭：红小豆大米粥。

    马永昌不高兴地狠狠瞪了黎娟一眼说：“是那狗日的瞎咧咧，我已经狠狠剋了他一顿。事早解决了，还有啥可纠缠的？”

    吴玉萍觉得这人也太无赖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便说：“马支书！搜查工作组的事，你说是刘家的人干的，只是个估计。我却有证据，可以清楚地告诉你，那些人不姓刘，姓马。你想想，大清白日的去好几个人搜查，又正是吃饭的时候，人们都在村里，能没人看见吗？看见的还不只一个人，我吃饭回去一路上好几个人都告诉了我。”吴玉萍的确从房东和邻居那里了解到那些人是谁，可是她知道还得在这村工作，原来不想说。老郝也不同意和党支部闹僵。现在看他步步进逼，便只好摊牌了。不过仍不想闹到决裂的程度，还是留有余地，便退了一步：“马支书！我看这些人是谁就不说了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算是误会谁也别说了，真要闹起来，上边知道了，对你对村里都不好。只是今后这事可不能再发生了。不管这些事是谁背着你干的，你都有责任，你说对吗？”

    吴玉萍这一杠子把个嚣张不可一世的马永昌打闷了。他本想让吴玉萍说出那些人是谁，可是又一想真要说出来怎么办？一口咬定不承认，人家找县公安一介入，又找出证人来，那不就露馅了？她不是说那是误会吗？那就算误会吧！可是就这么承认误会不就承认是村里干的了吗？一想不行，便又来了个撒泼的办法：“既说到这儿，吴同志！可能有啥人有误会，我非得把这件事查清楚不可！”吴玉萍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个下台阶：“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既然是误会，过去也就算了吧！”

    老郝本来觉得这事很难办了。现在看到事情有转机也高兴了：“过去的事就算了，都不要提了，咱们同心协力，把以后的工作搞好。可是有个要求：今后保证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一定得保证工作组的安全。”

    “我也有个要求：这村复杂，黑夜除了村里开会，各位千万别出去乱转。我们有个照顾到照顾不到的，出了事我可没法负责任。如果这条做到了，我让民兵夜间加强巡逻，保证不会出事儿。”马永昌看到难堪局面已经过去，便又硬气起来，他的目的还是限制工作组秘密调查刘国良这件事情。回到住处工作组又继续开会，觉得这事总算告一段落，不会再出什么事了，几个人又高高兴兴地研究开了工作。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4(2)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3(3)
    案卷拿来了，吴玉萍想这案卷一定是厚厚的一本。没想到把一个人打成反.革命，把一个人打死这么简单就了结了，案卷里只有不多的几张纸。

一张是大队革委会写的结论，还有三张纸是证明。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三张证明不仅是一个人的笔体，而且文字完全相同，连哪里是逗点哪里是句号都一样。只是最后落的姓名不同。名字后面是浓浓的一个红色大手印，因为颜色太重，已看不出指纹了。

一份是刘国良招供笔录，仍然是写证词的那个人的笔体，有一部分和证词差不多，只是更简单，说刘说“你们(指马支书)都是***，是土匪”。还有一份“医生鉴定”：刘国良死于心脏病，猝死。却连个医生的签名也没有，只是盖了一个公社的公章。

吴玉萍觉得这不是一般的疏忽。人们说是马翠花写的，看来很有可能。只是马翠花清清楚楚人是被打死的，被迫写了鉴定，却不愿担这个责任，所以故意不写名字。村支书也不懂这些手续，当下就混过去了。还有就是结论材料上有两个人签名同意。一个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就是在孙村斗孙绍安时参加大会的那个人。另一个人是县斗批改办公室还是公安局的？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案卷怎么就能结案呢？

吴玉萍以前曾抽调到公社帮助搞过专案材料。看过不少各类人的卷宗，也熟悉定案卷宗应该具备哪些程序，哪些材料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像这样简单的案卷真还没见过，这是仓促作假临时拼凑的，作假的手段也很不高明，显然没经过专门部门审定。

吴玉萍查阅了自己的记录本，打证的三个人都是当时毒打刘国良的打手，他们的证明怎能令人相信呢！看了案卷以后，吴玉萍信心十足非常高兴。觉得这回事情简单了，这件冤案很快就能平反。和她们调查的那些有力的证据比起来，这样的材料怎么能站得住脚呢？她迅速把材料一字不少地全抄了一遍。而且还加了一份小心，把卷宗材料和抄件全带在了身上。卷宗的牛皮纸袋子不好带，她便把给公社汇报的草稿装在了里边，留在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