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领导撰写长篇再现反右、文革经历

    
    由作家出版社刚刚推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是一部由前省委领导同志亲自撰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若非亲历者，仅只凭想象，是写不出这样独特逼真、触目惊心的作品的。 

    这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对现实和未来都仍然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小说。反右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文革”那场大劫难的先导，但却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不仅年轻的一代已无从回首，连当事人回想起来也仍然发蒙。本书的作者白石同志因始终不承认任何罪行，被打成极右，在劳改农场改造12年，又被押送回老家“群众专政”。他们夫妻二人以亲身经历为背景，在耄耋之年写出这部长篇小说，把几乎在我们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打包存档、束之高阁的往事，活生生地又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自传体小说令人震撼的篇章，炼狱中的暗无天日，血泪斑斑，让人心痛欲裂，难以卒读。传奇式的人生沉浮，大起大落，以纪实手法呈现，勾勒出一个大动.乱、大震荡时代真实生活图景之一隅。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小说，以艺术形象记载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它是一本内涵宝贵价值和深远意义的文献，是一份沉痛历史的刚强证言。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锲为这部作品撰写了序言。张锲、罗艺军、徐光耀、崔道怡等共同向读者热情推介此书。 

    作者：白石 冯以平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5月    

                                    ——序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张 锲

    白石和冯以平同志的长篇小说，历经九年之久，前后写了七稿，终于得以修改完成，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是他们俩人在生命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和幸事；也填补了通过小说创作正面描写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的空白；还是我国图书出版界在一段时间内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举措。作为他们的朋友和一个热心的读者，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并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

    我同白石和冯以平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末年，时间并不算长，但随着长篇小说的反复修改，我一遍又一遍地参与讨论，终于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由于我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命运，当他们带着第一稿由石家庄来到北京，就把稿子送给了我，让我提出意见。注意到作者是两位有着较长革命经历担任过地方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写的又是比较敏感的内容，我当即把作品转送给长期负责《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对小说创作具有相当鉴赏水平的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同志等人，请他们认真阅读后，大家共同议一议。我自己当然也仔细拜读了。没过多久，白石和冯以平同志再次来京，我们一起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整整讨论了一天。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对现实和未来都仍然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小说。作者以亲身经历凝结着斑斑血泪的细节，抒写出一部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的历史画卷，勾勒出在新中国历史上造成重大逆转、产生严重损失的反右派斗争的真实图景。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性格鲜明，颇具特色，文笔也较为流畅。但是，由于这是一部直接反映反右派斗争，并且是具有纪实色彩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在政治和政策方面如何把握好分寸，与会同志还感到有些心中没底，所以便建议应该直接请负责出版事宜的出版社同志看看。从此，这部书稿便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反反复复的修改过程。

    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五十年，却仍然给世人留下很深的记忆。那场斗争，不仅使五十五万中国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应有的伤害，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亲属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使建国初期蓬蓬勃勃的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随后发生的1959年“反右倾”，1960年“大跃进”、“大饥饿”，以及文化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都可以从那次斗争中找出先导性的征兆，其教训无疑是极其沉重的。很多同志都希望早些看到能够较为全面深刻地反映那场斗争的文学作品。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样的作品还极少看到。已有的少量作品，和那次运动的规模及其严重后果比较起来，也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果中学习来的快。”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也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白石和冯以平同志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才怀着极大的勇气和极为感人的执著，把那段严峻的生活体验如实地写了出来，以便为历史提供一份证言，让人们更好地反思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更加珍惜今天，更加充满信心地面向未来。他们俩人都是反右派斗争的受害者。一个只有20多岁，一个刚刚进入而立之年，正当满怀革命激情、朝气蓬勃地献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时候，却忽然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双双被开除党籍，一个受到监督劳动处分，一个被开除公职，送劳教单位改造了十几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一个虽被分配到县里工作，但原来当了十年的省报编辑，却只拿刚参加工作的勤杂人员的工资，而且备受屈辱歧视。一个被强制押送回乡，继续“群众专政”，又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俩才得到彻底平反，并且逐步获得党和人民的重用，走上领导岗位。

    这一段历史，让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看了小说恍若重又回到那个使人胆战心惊的噩梦里。有的地方看了还让人心痛欲裂，止不住热泪横流，难以卒读。对于很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出生成长的中青年来说，则简直难以置信，无法理解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且正在向前飞跃发展的时候，怎么竟会出现这样一些荒唐透顶的人和事！我自己也是一个过来人，经受过和白石、冯以平同志几乎同样的经历，我在认真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不能不说：他们的描写是真实的。尽管那都是些可怕的真实，但其真实性却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可怕的真实之所以能够发生，其根源正如同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那样：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gong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主要是左，就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密切相关。

    这部小说，是反映那段历史的一面镜子。它虽然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些丑恶现象，有的场面还写得惊心动魄，细致入微。但，极为难得的是：它在鞭挞假恶丑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热情讴歌了真善美。书中塑造了以白刚、吴玉萍以及出场虽然不多，但却光彩照人的残疾军人洪光、女工程师王雅兰等为代表的一代革命者的形象。通过他们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表现出这些人物在逆境中的人格魅力，让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在那个阴暗的年月里闪耀出理想主义的光辉。他们虽然备受折磨，仍然不忘做人的根本；虽然受到各种威逼利诱，仍然不随波逐流，不失一个革命者的本色。正是在这种特殊严酷的环境中，他们的一些特殊经历，才益发张扬了正义坚强、宁折不屈的高贵品质，呼唤着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在小说第二部的结尾部分，这些当年的囚徒，终于获得了公正的对待，纷纷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主人公白刚，还传奇般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当了省委书记。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正在前进发展，被颠倒的一切又颠倒了过来，正义战胜了邪恶，理智代替了愚昧；还预示着在尚未完成的小说的第三部里，这些在炼狱中经过烈火的冶炼、卤水中煎熬的人物，必将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事业中，各自作出积极的贡献。

 

    白刚是坐长途公共汽车由几个同志“陪伴”着去那个神秘的鬼地方的。这种“陪伴”使他产生幻想，以至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知道对他的处理很重，但也无非是弄到一个地方去劳动。只要换个地方就比原机关好。他在这个机关工作了十年，实在让人伤心。劳动并不可怕。到农村劳动正可以深入生活，把他爱好的文学创作拾掇起来。他是文学系的研究生，一直想当个作家。不能工作就写些东西。但他心中还潜藏着一个更大的希望：离开机关就可以申诉告状了，他相信党中央很快会正确处理的。他坚信自己没有错误，是机关不讲理错误地处理了他。他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沾边儿呢！所以，虽是重处理，他却毫不悲观，一路上还给“陪伴”他的人讲《三国》，说《红楼》。

    “陪伴”他的人也乐得他傻乎乎地高兴。因为只要他不自杀、不逃跑，“平安”地把他送到地方就算完成了任务。只是他们心里说：大祸临头了他还不觉。真是“望乡台上打哇哇——不知死的货”。民间有个传说，阴间有个望乡台，人死以后鬼魂被小鬼用铁链子牵着，在这个台子上还可以看见阳世间家里的情况，这台一过便进入地狱了。到了地狱门口还穷乐和，这不是不知死的货吗？

    只是白刚不是被小鬼而是被朋友押送到“地狱”的。朋友？是的，他们是朋友。白刚与他们友好相处，已经十来年了。不仅是朋友，在他们眼里，白刚还是长者，因为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已是机关里一个部门的实际当家人了。当年是他从全省几所有名的中学里，把他们选拔到机关来的。眼前这个温原，当时还是一个初中生，另一个也仅仅是高中二年级，一下子到了省级机关，自然一切都是生疏的。白刚生活上对他们体贴入微，工作上一点点地帮他们；他们对他很感激，但更多的是敬仰。因为日本统治这个省会城市的时候，他就在大学里搞地下工作。国.民党来了蹲过监狱，以后又到解放区。经过战争，搞过土改，还在解放区大学里读研究生。所以他们都把他看作老大哥、老革命。而一夜之间他竟成了敌人。竟由他们把他押送到一个可怕的地方。

    公共汽车的窗外是一片寒冷萧瑟的原野，一眼望不到边。这使他想到妻子吴玉萍，不知她被送到什么地方。离开省城时只知道她的处分是监督劳动，却不知去哪里。自己也是劳动，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他问过却没人告诉他。

    公共汽车到站了，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夜，一大早又坐上了雇的大马车。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一无所知。从押送人与车夫的谈话中他知道要到天黑才能到达。这辆不大的胶轮车上，拉着他的行李、皮箱和柳条箱，车尾放着喂牲口的草笸箩，还要坐四个人，已是满满当当的了。他们让他坐在车当中他那个大行李上，他谦让了一下才就了座。这是大车上最好的位置——“软座”，行李后面的皮箱恰好可当靠背，坐累了还可以躺一躺。那三个人两边各坐一个，另一个人则坐在车后边的笸箩里。白刚看到车尾巴上颠簸得很厉害，坐在笸箩里腿也不能舒展，便以大哥哥的身份说：“坐那里边多难受啊！到里边来！”回答却说：“这里挺舒服！”他心里很奇怪：那里怎么会舒服呢？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

    大车在坑坑洼洼的土道上颠簸，起初使人精神紧张，不知什么时候会把你颠到什么地方去，磕碰到哪里。时间长了神经也就麻木了，这种颠簸便成了催眠术，摇晃得使你昏昏欲睡。他终于睡着了。可能是车辙里有个大坑，车猛然一颠，他醒了，还没睁开眼睛，却听见温原小声说：“他没发觉吧？”另一个说：“谁知道呢？小心点，还是给你吧，转移个地方好。”他很奇怪，这是说什么？他偷偷地睁开一点眼睛，惊奇地发现温原正在接过一支手枪。“啊！手枪，是对付我的。难道你们真的以为需要用这个对付我吗？”他又合上了眼睛，却再也睡不着了，他困惑不解。他们竟然带上了手枪，就是我这几个好朋友，如果认为必要，比如说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或是认为我要逃跑，他们就可以对我开枪，就可以打死我。这当然是领导的主意，可是这些领导，对他都是了解的啊！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啊！他又想到在大车上让他坐在这个中心位置，也不是对他的照顾，而是三人成犄角之势，前面是车夫，他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这也是以押送犯人的办法对待他了。这时他才知道坐在后面笸箩里的人为什么“挺舒服”了。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同志，是朋友，为什么现在竟用枪来对付我？

    太傻，太麻木了！一开始他居然还抱着幻想，还不明白自己已成了阶下囚！他绝对不相信，对着自己从小追随的gong产党会没理可讲？省委弄错了还有中央呢！党中央毛主席会弄清楚的。他相信只要摆脱了原单位，到了别的地方向上级说明真相，问题就会解决。

    那一次不平常的经历，给了他这种信念。

    1955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运动一开始，白刚起初是惊讶，有点不相信，但是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一批批的公布，机关内一次次的学习批判，他也不得不由怀疑、惊讶而检讨自己警惕性不高了。检讨归检讨，心中却一清如水。因为反.革命一词和他绝对不沾边。所以这种检讨是轻松的、愉快的，学习中还说说笑笑，毫无防人之心。随着报上陆续公布一些胡风分子的材料，他在学习中曾说这个人我见过，是个有名的诗人，诗写得很好，在解放区他找过我们的一个同学，想不到他也是个反.革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十几天，主持学习的领导全业兴同志，笑眯眯地问他那个同学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不久，学习转成了“运动”，扩大了反的对象，不仅反胡风，而且变成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有名的“肃反”运动。令人诧异的是，白刚竟然成了“肃反”的重点。让他交待他谈到的那个胡风分子和跟那个同学的关系，还有和另一个在全国作协工作的同学的关系。接着便搜查了他的宿舍，他的办公室，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把他的信件、日记、诗歌小说草稿和一些笔记本全拿走了。

    想不到他还真经得住审查，那么多东西中竟找不出有严重问题的话来，和那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往来。但是在那种无限上纲的年代，要整你问题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他们集中地追问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的几句话，他说写的什么早忘记了。他问写的什么，他们却不告诉他。僵局持续了好几天，全业兴才十分神秘地提示了一句话：“你反对文艺写工农兵，这思想有没有？”他一直因为自己面对的都是知识分子没法写工农兵而苦恼，怎么会反对写工农兵呢？当然不能承认。全业兴说：“你不要顽固不化，我们一再追问这个问题，是有证据的。‘不能写工农兵!’这句话是你写的，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吗？”全业兴龇出了一排黑牙笑了，声音也缓和下来，表现了十分与人为善的样子劝说道：“你好好想想吧！领导没根据，是不会批判你的，机关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批判别人，单单批判你们几个？”白刚也迷惑了，看来领导是有根有据的。可是我没这种思想怎么能写出这种话来，他没有立即回答。

    大家气愤了，一次又一次地喊叫，但是白刚仍然没有说话。全业兴两眼笑眯眯，悠然自得，稳操胜券的样子，一任大家喊叫，他在屋子里倒背着手走起溜来。在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白刚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红皮的漂亮笔记本。白刚眼睛一亮，认出来了，是他的笔记本，那还是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团代会时的纪念品。他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开会，他找过他大学的一个老师，现在是全国作家协会的一个领导。白刚谈了自己的苦恼：做学校工作，面对的是教员、学生，很少接触工农兵，没法创作。当时他正是把毛主席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写工农兵，当作天经地义的。他的老师解释说：“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那时一直是禁区，老师、理论界权威这么一说他觉得很有启发，便记在了这个笔记本的后面。正是在这句话的启发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青年学生的小说。对了，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引起了怀疑，可是这样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

    在大家喊声的间歇中，白刚突然喊起来了：“不会是只有一句话，前后一定还有话。”

    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了全业兴身上。全业兴停住了悠然的脚步，愤怒地说：“没话怎么样，有话又怎么样?不能写工农兵这几个字是你写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前后有话那不一样，我记得好像是‘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白刚犹犹豫豫地背出了这段话。

    全业兴没有因为揭露了他的断章取义而尴尬，反而胜利了似的皮笑肉不笑地说：“对!对!你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可见你是铭刻在心，当作座右铭的。这意思不是仍然说你不要写工农兵，去写知识分子吗?毛主席要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要深入生活，胡风也没公开反对，但他说‘到处有生活’，这一句话就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全否定了。既然‘到处有生活’，那还深入生活干什么，也不用深入工农兵了，实际上也就不必去写工农兵了。你写的这几句话比胡风说的那句话更直截了当，更露骨。干脆就明确主张去写知识分子。你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领导这一分析，就等于定了调子，在那种运动里，谁也不敢和领导唱反调，于是开始了更激烈的没完没了的批斗。白刚如实交待了他和老师谈话的详细经过，谁知道这造成了另一个批斗的高潮。

    一天深夜，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全机关的人，而且破例包括了机关的全体领导和下属单位的负责人。

    会议一开始，还是让他交待那几句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白刚说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没有新情况。全业兴说：我让你再讲一遍。白刚又详细交待了一遍。他认为大家又会喊起来说他不老实。可是意外的却没有一个人打断他，显然这是事先开了会，有了新的斗争策略。

    沉寂了片刻，全业兴才面带讥讽地说：“和以前交待的一个字不差，看起来你都背熟了，还是你那个老师谈的。你的老师是全国有名的文艺理论家，是他说的，那就没错了。你和这位老师关系怎么样?”

    白刚想不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证明，但他还是要讲真话：“我们关系很好！”

    全业兴等待的就是这句话。他会心地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在大会议室里不停地走动，一边走动一边把他那得意的笑容向大家显示：大家等着看好戏吧！一会儿就让这个顽固分子“入瓮”。然后又微笑着凑到白刚眼前和和气气地说：“你这位老师不会害你吧?”

    白刚的一颗心悬了起来，越来越觉得这提问是有来头的，要把他引到一个什么圈套里。可是他觉得老师是个正直的人，故意害他?那不可能，所以作了坚定的回答：“不会。”

    “他不会说瞎话吧?”全业兴又轻轻说了一句。虽然白刚越来越觉得问题的蹊跷，在运动中什么反常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也只能照直回答了：“不会。”

    全业兴沉默了一会儿，会场也鸦雀无声。斗争会上出现这种场面，是十分少有的。然后全业兴来到白刚面前，歪着头，戏谑地微笑着，对着白刚的眼睛轻轻地说：“你还坚持那几句话是你老师说的?”

    “是他说的。”是祸是福，白刚也只能这么说了。

    全业兴举着一只手，对白刚指指点点，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十分庄严地说：“好啊!你还嘴硬，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然后又对大家说：“这些天我们一直就追查他那典型的胡风思想的来源，他一直坚持是作协领导成员、他老师说的。他以为拉一个名人做挡箭牌就可以把我们吓唬住，他以为他的老师会掩护他，他错了。我们已经外调回来，正是他的老师说他是胡说。同志们!听清啊，说他是胡说。”突然全业兴抡起一只胳膊在空中一挥，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吗?好!给他看看，看看他的老师说的什么!”

    温原走过来，拿出了一个三指宽一巴掌长的小纸条，在手里举着，让白刚看。白刚很奇怪，全国作家协会，能缺张纸吗?他出于什么心情，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小纸条?涉及一个人终生命运的证明，要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要分析事情的性质，这样的小纸条可能吗?这不是开玩笑吗?是真的吗？可是他看了看，字迹非常熟悉，是他老师写的。他怀着惶惑心情仔细看了条子上的那两行小字：

    “说我宣传胡风思想，那是胡说。作协党组可以证明。”下面是签名，作协党组印章。

    这一看白刚心里有底了，那三指宽小纸条是对他们这种愚蠢的怀疑、调查的蔑视。而且这证明充满了智慧，根本不讲那话是不是他说的，只是针对那句话的定性。如果白刚违心承认那话是胡风思想，他将自作自受，那就是他胡说；如果白刚没承认那是胡风思想，那么说那话是胡风思想的人，就是胡说。

    全业兴又凑到白刚的面前来，带着狡黠的微笑，一字一板地说：“这证明材料可是真的?”

    “真的!”白刚果断地说。

    “你老师材料中说的对吗?”全业兴说完转过身去面对大家胜利地笑了笑，表示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对!”白刚说。

    全业兴以为白刚还会狡辩，没想到他这么狡猾的人会这么快说他老师说的对，这不是他自己要打自己嘴巴吗？所以格外高兴，兴奋地喊叫起来：“那么你承认自己是胡说啦?”

    “不!”白刚也大声喊叫起来：“他说谁说他宣传胡风思想那是胡说。我向来没说他宣传胡风思想，他是说谁说那些话是胡风思想他就是胡说。”

    “好哇!倒公开为胡风思想辩护起来了。你这是公开抗拒运动。”全业兴怒不可遏。他以为拿出这王牌证据，一定会打得对方服帖在地，谁知这“请君入瓮”的锦囊妙计，被白刚轻轻一反驳，瞬间这“胡说”便转到了自己身上，成了人们的笑柄。

    全业兴羞恼成怒，从此白刚被没完没了地批斗，半年多以后，有问题的一些人都“解放”了，白刚还被关押着。但运动总会有个终结，经省委宣传部审查以后，认为白刚笔记本上那几句话构不成政治问题，更不能作为现行反.革命的依据，终于没能把他定为反.革命。领导虽然很不甘心，但仍不得不给他做了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没有按政策规定在什么范围内搞错在什么范围内纠正，而是全业兴一个人告诉白刚暂时回处室工作，结论也一直没有公布。经过这一次的较量，白刚觉得不管领导怎么不想纠正错误，也拗不过党的政策，真理必将胜利。这一点在他思想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正是这一次的经验对白刚产生了误导，使他以后屡屡产生判断错误，带来一系列的“想不到”，从而陷入了深渊。

    颠颠簸簸的大车，在荒凉的乡村土道上行走了整整一天，天已经黑下来了，仍然看不到目的地在哪里。白刚被押送着向死亡之谷走去，可是他却比任何人都心急，想早点到达那个他一无所知的目的地，老问车夫还有多远。车夫早就回答说：“快了，快了。”再问，还是这话。起初白刚以为车夫是在骗他，往好里说是在安慰他。后来才发觉，车夫确实不知道准确的到达时间。从县城出发时，每经过一个村庄，他还说说这村叫什么名字，走出了多少里。后来离县城三十多里时，经过一个小桥，进入一个较大的村庄。在这里车夫说：“咱们吃点东西吧，也喂喂牲口。现在这里没事了，以前人们经过这里，就像到了鬼门关，都是胆战心惊的。”白刚说：“为什么？”车夫说：“土匪多呀！再往前几十里地就没什么人家了。人们都知道：杨家铺，洼里桥，雁过也拔毛。男人不在家，女人也不饶。也有人说是大人不在家，孩子也不饶。”说得人毛骨悚然。

    过了这村，真是便不见村庄了。极目远望全是白茫茫的盐碱地。没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建筑物，也不见树木。地上光秃秃的，连根草也很难见到。走了多半天了，仍然是这种荒凉景象。给人一种无情的压抑。天黑以后，黑蒙蒙中觉得走到哪里全是一模一样，连方向也难辨认了。车夫也感到迷惑了，不时下车去看看前面有没有岔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还不断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到了哪儿啦？”为他这种惶惑的情绪所感染，车上的几个人，不管是押送的还是被押送的，心情也都有些沉重。连车夫也不知道到了哪儿，还能再问吗？人们都沉默了。

    沉默给大家带来了压力。对于白刚来说，则不仅仅是压力，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什么？他原以为是把他送到一个什么农村进行改造，所以没有害怕。他知道现在农村还很苦，物质条件很差，不过再苦也苦不过战争年代。他还愿意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在一起生活虽苦一些，但相处愉快，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可是现在这是到了什么鬼地方？早就听说这个县份是历史上有名的充军发配罪犯的地方，他以为那早已成为历史，怎么现在还是这样荒无人烟？看来他又错了。什么可以接近群众，可以创作，这只是幻想。天哪！这是去一个什么地方？

    终于在漆黑的夜里，远远的天边，在高空中出现了一片微弱的红光。车夫突然用鞭子朝那里一指，高兴地说：“快到了，那不是？那里就是要去的地方。”于是几个人精神为之一振，把目光集中在那一点亮光上，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亮。由一片红光，渐渐的变成了耀眼的白光。哈，真的到了。在白光的映照下，已经可以看见一个黑黝黝的村庄。白刚这时也从烦闷迷惑中抖起了精神，立即坐起了身子，对着这片白光，心中高兴起来，不仅终于到了，而且这里还有电，在黑夜里还能有这么一片光明，这在黑黝黝的农村之夜是很独特的。在灯光里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许多房屋了，啊！那不是村庄，一排排的房子非常整齐，还有高大的建筑物，里面发出耀眼的白光。车夫说那里是“供应站”，就是这里的百货公司，里边吃的用的布匹百货样样都有。白刚心里更加舒展了，哦！这里简直是一个灯火辉煌的小城市嘛！一般县城里，夜里也没有这么明亮啊！他对到农村虽然早有精神准备，但一想到黑夜四处都是黑黝黝的，屋子里只有豆大的一盏油灯，终究使人感到莫名的压抑。想不到这里却是一片光明，真是太好了。

    越走越近，白刚逐渐看清了，那耀眼的白光，不仅来自“供应站”，还来自几个电流强大的探照灯，强烈的灯光来自高高的岗楼。把岗楼连在一起的，是密密的铁丝网。白刚那兴奋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一阵悲愤不平立即涌上心头，这不是要把人关起来吗？凭什么把我送到这种地方？我受的是行政处分，这里不简直是劳改队吗？不行，到这里我要找领导问清楚。

    但是到了一个庄严的灰砖大门口，押送的人却不准他进门，让他在外边等待。他们说办个手续，很快就出来。等待了很长时间仍不见有人出来。他倚在大车上，暗暗生气：办个手续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不能去？把我送到这样一个鬼地方，总得有人给个交待吧？

    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从大门里走出一个穿绿色军大衣的小个子。大衣几乎扫到了地面，而且袖子也过于肥大，一直到了膝盖上，绿色的大衣油乎乎的已失去了本色。那个矮个子一出门便东张西望地搜寻，看了一会儿好像没有找到什么，便喊道：“谁叫白刚？”

    白刚看了看这个人，觉得好像是个小勤务员，不知是随手抻了谁的一件大衣，大概是这里的领导或是押送他的人让他来找自己进去谈话吧？便从大车的黑影里走出来，说：“我就是。”

   “跟我走，大车也跟我来。”小个子说完便迈着大步急速地向探照灯的方向走去。白刚说：“和我一起来的那三个人呢？”

   “你和他们没关系了，快跟我走。”“我要找这里领导谈话。”白刚喊叫着。“我就是你的领导，今后你就归我管。”小个子头也不回，仍不停地往前走。白刚只好无可奈何地跟过去。

    他虽然早就料到对他的处理会是无情的，也有这个精神准备，什么同志、朋友、熟人都完了，今后一切都会变得冷漠无情。但对此还是感到极大的震动，觉得从心里往外冷，几乎僵在了那里。送他来的这几个人，他们始终是朋友，虽然我受了处分，但是此刻他们竟会这样绝情，这样冷酷，没有一句话，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就这样把我交给了眼前这小个子。他既然说是我的领导，初次见面，怎么就不能好好说几句话呢？为什么这样冷漠？“走快点，跟上来！”小个子回头看了看他，命令说。

    “别跟这么紧！”小个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又命令说。白刚一惊，难道我活了三十多岁，连走路也不会了？拉开一段距离，让我紧跟上。跟上了，又让拉开距离。这是为什么？怎么最近不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好像越活越糊涂了。脑子里一片混乱，只得磕磕绊绊地往前走。

    “站住！”忽听得一声斩钉截铁的命令。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到了两个哨兵跟前。哨兵横端着枪，明晃晃的刺刀直对着他，简直如临大敌。他见过许多哨兵，包括中央机关高级军事机关的哨兵站岗，都没这样威风凛凛寒气逼人。他站住了，觉得莫明其妙。

    “你的时候往后站！还往后！” 那个小个子走过来说：“记住，以后出入门必须站在门岗十步之外，先喊报告才能走。”这人不只个子小，说话还特别啰嗦。看来“时候”是他的口头语。几乎每句话都挂上个“时候”。小个子上前和门卫又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招呼白刚和大车一起进去。

    院子很大，进去以后，走过前面一个十分空旷的广场，后边便是一排排的平房。墙是土坯砌成的，十分简陋。走过几排房子后，矮个子便把他领到一排房子中间的一个屋子里。里边虽有两个吊得很高的电灯，也不知是电压不足，还是灯泡度数太小，屋子里除了灯下亮点，四周都是黑乎乎的。只见三间连在一起的大房子里，周围都是大连铺。铺头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几乎人头挨人头。白刚脑子里一下子蒙了，这么多人往哪里住啊？还能睡觉吗？只听小个子喊了声：“三班长！”从靠窗户的那个铺头上，立即站起一个人来，大声喊道：“有！”喊完便以一个标准立正姿势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他个子很大，身材魁梧，但是在那个矮个子面前，却显得十分卑微。小个子一时没有说话，他就一直那么规规矩矩地站着。

    白刚怎么也没想到这么窝窝囊囊的一个小个子，竟如此威严。他的思想完全被这种意想不到的环境弄糊涂了，不知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在这样的地方如何能生活下去。小个子看了看挤得满满的这一屋子人，好像是估量这屋子里是不是还可以容纳人。然后说：“三班长！给他安排个地方，他就编在你们班。是挤一点，送来的人太多，哪个班也是这样，没办法的时候挤一挤。”小个子刚说完，那个大个子立即两脚啪地一碰来了个立正，又响亮地说了一声：“是！高队长！”小个子说：“你安排吧！”转身就走。

    白刚看队长要走着急了，这屋子里都没他插足之地，车上那一大堆东西往哪儿放？他觉得只能找这个队长解决，便冲着队长说：“我那东西往哪儿放？”

    “什么的时候把行李铺开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嘛！还有什么东西？”

    “除了行李，还有大包袱，两个箱子。”

    高队长到大车上看了看，马上生气了，回到屋子里对白刚咆哮说：“你的时候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还在这里安家呀！不是让你们到这儿享福来咧，是改造，你们这些‘右派’，资产阶级享受思想就是改不了，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我没地方放！”

    “我们这儿也没地方给你放东西。为什么不把东西放在家里？”

    家？他哪里还有家。一参加工作，就是查祖宗三代，和家庭划清界限，以后不管平时学习还是搞运动，总离不了挖阶级根源，参加工作十几年他就没回过家，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党派他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现在老婆也不知去向，东西往哪里送？当然只有自己带着了。他知道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只有和队长说说好话：“是不是能放到仓库或是什么闲屋子里？”小个子说：“哪里还有闲屋子？你看不到人都没处挤吗？”

    这时赶大车的喊开了：“你们不搬东西我往地上扔啦，不看地上都是泥水我早扔下去啦！我还要赶回县城啊！”小个子这才顾不得啰嗦，立即喊道：“三班长！叫人帮他把东西搬下来，人家大车还要赶回去。”大个子班长到外边大车旁一看，东西真不少，便叫几个人把东西搬进去。屋子里一进门那一小块空地上，已堆成了一个小山，连走路都困难了。一屋子的人眼睛都盯着那一堆东西，好像是说堆在那里怎么行？白刚看了看周围，哪里都挤得满满的，连个插脚地方都没有。他立在那里并不着急。他脑子里还在纠缠那个问题，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这也太绝情了吧！他看到不仅床上人挤得满满的，床底下也堆得满满的，脸盆、包袱、臭鞋、饭碗等等，不少包袱还上了墙，都挂在墙上的粗木橛子上。他这些东西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不过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东西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班长看他愣在那里不说话，便说你打算怎么办？白刚木然地说随便怎么办吧！

    白刚看见西头那个大铺上有几个人在动，便搬起自己的行李到那里去。因为已经很挤了，挪动又是一个连锁反应，每挪动一点，都牵扯到这大铺上的每一个人，究竟挪动多少，并没有一个准数，所以每个人都是一寸一寸地往外挪，真是寸土必争。终于挪出了一尺半左右的地方，人们便都不动了。白刚看看仍然放不下行李，也睡不下一个人，所以仍然搬着行李愣在那里。这时那个叫吕南的人小声耳语说：“行啦，凑合点吧！你先把褥子被子铺好。褥子得折叠起来，我们都是这样。”

    白刚铺好被褥以后，经两边邻居帮忙又把包袱、小箱子安排在床铺底下。这些东西总算有了归宿，只有那个大箱子，床上床下都放不下。班长便对白刚说：“大箱子实在没处放，我给你想个办法，把我这个‘桌子’拆了，把箱子架在这里当桌子，怎么样？”

    “行！行！”白刚连声答应，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一切都不在乎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班长面前那个桌子，实际是用砖头搭起来的半截铺板。拆下几行砖头，把箱子往上一架，又稳当又实用比以前强多了。忙活了一晚上，总算有了个栖身之地。心里一踏实，情绪也有些好转。对这个新环境又陌生又好奇，这时才有心情仔细看看这个屋子，东张张西望望。只见大家都端坐床头，两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很觉奇怪。他不甘于寂寞，看吕南对自己很关心，现在又成了邻居，便想说说话：“你是哪个单位的？”

    “××厅。”声音很小很小，凑在白刚的耳朵边才刚刚听得见。

    “也是右派吗？”白刚说的声音就比较大些。他觉得不扰乱大家就行了，又何必偷偷摸摸。

    “谁在那里交头接耳呢？” 班长声音洪亮，语调威严庄重，一改刚才在队长面前那种驯顺卑微的样子。只是他在屋子东头，白刚在西头，灯光昏暗他看不清楚是谁说话。

    “这里不许说话！” 吕南小声说了一句便正襟危坐不再言语，但是也没有回答班长的问话。白刚见这情况也没有回答班长的问话，不过也不好再说话了。心情刚刚好一点，重又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原来以为离开原单位，无非是生活苦一点，那种被看管被折磨的日子便会结束了，想不到现在竟连休息时间都没有说话的自由，这样下去还不把人憋死？

    班长见没有人回答，便又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收工回来，每个人都要老老实实坐在自己床头上，反省自己的问题，没事不许在屋里走动，也不许交头接耳。出去解手先报告班长，允许以后才能出去，这是规矩。谁再违犯我可不饶你。”白刚莫名其妙，这是什么规矩？都是受了处理的人了，为什么还不许说话？心中阵阵不平。他看过不少介绍新中国监狱生活的资料和报告文学，里面说的根本不是这种样子，这里不是比监狱还坏吗？

    他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就在那个古城的西南角。日本刚刚投降，人们正在欢欣鼓舞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里，那时国民.党军队还在远远的大后方，国.民党的大员也没飞过来。只是几个所谓地下钻出来的国.民党派遣人员露面，借助日本成立的伪军——治安军的势力，树起了国.民党省党部的牌子。在那时他就被捕了。也许是因为国.民党正牌军还没到，也许是因为他是所谓的“政治犯”，那时他还是一个人一个房间。还允许他看书学外语。现在是行政处分为什么连话也不让说呢？

    白刚坐在那里，心中起伏不定，内心就像那变化莫测的大海，一会儿惊涛骇浪——他要不顾一切地大喊：这是为什么？我不接受；一会儿又趋于平静——在这里闹又能闹出什么结果来？这些人都和你差不多，谁又能解决你的问题？而且看这些人规规矩矩的样子，谁又敢公开给你一点同情？可是一会儿又愤愤不平——难道就如此罢休不成？最后还是决定明天就找领导申诉。

    偏偏不久便来了个整风“鸣放”，又把这件事折腾了起来。

    每次运动来了照例都笼罩着一种恐怖森严的气氛，开始便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随后便是狂风暴雨。独有这次运动，一开始却带给了人们一种喜悦，习习微风拂面，和煦阳光照人。尤其是一直感到有些压抑的知识分子们，都无限欢欣，说是春天来了。因为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连续发表了两个重要讲话，说是国内形势很好，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当前是党内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不整不得了，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多提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还在几次会上风趣地说：这次整风不再是过去“运动”中的那种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是和风细雨。

    人们非常兴奋，感到有话不讲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的一片诚心了。各个报刊一下翻了个个儿，连篇累牍地登各界人士谈缺点、谈问题的发言，有不少言辞还比较激烈，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机关开始鸣放了。以前是对领导有意见，就视为对领导不满，进一步引申，就是对党不满，会成为政治问题。这时却忽然说不提意见便是对党怀有二心。有些人一再说没意见，领导还指定让发言，真是求贤若渴呀！人们也就不得不说了，一说就越说越热闹，越说越胆大，不少人便把压在心底的一些不满、怀疑也说了出来。

    因为“肃反”运动刚刚过去，几十人的机关，几乎全部是党团员，却搞出了六七个“现行反.革命”、“特务”等等，最后没有一个是真的。既然敞开了思想，这便成了热点话题。汇报时各部门主要是谈“肃反”问题，而且集中在白刚的问题上，连过去一个批斗他的积极分子，这时也说白刚没任何问题，却斗得那么厉害，长期不解脱，对他不公道，到底问题是真是假，领导也没个交待。

    白刚是组长当然也在场，听到这些，心里甜滋滋的。觉得别看平时人们不说话，心里却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是非曲直人们是清楚的。他用眼角斜了全业兴一眼，发现他也正在看他，而且完全没有了刚听汇报时的那种笑容。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嘴抿得紧紧的，狠咬着牙齿。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强忍着自己的愤怒和不满。白刚看到这种模样，心中的喜悦顿时飘然而去。心想这可不是好兆头，这个满脑袋都是鬼点子的人说不清又在想什么花招儿呢！

    正在白刚走神儿的这一刹那，忽听得“啪”的一声巨响，吓得白刚一惊，看到全业兴蜡黄的脸上青筋暴突，拍案而起，瞪圆了眼睛大喊大叫：“整那么厉害，谁整的？当时他不是最积极吗？要说过火，就是他最过火，现在却说领导应该有个交待。”他特别强调领导二字。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悄然无声。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说话，会议僵在了那里。全业兴很快发觉了自己的失态，便强压下心头的怒火，立即换了一副嘴脸，皮笑肉不笑地朝大家点了点头：“说！说！大家继续说呀！我刚才有些着急，是觉得我们总得实事求是嘛！好！好！不说这个了，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嘛！”全业兴尽量想冲淡刚才的紧张沉闷气氛，但已无可挽回了，会议不欢而散。看到全业兴发怒，白刚的心情沉重了，觉得这么多人为他鸣不平，这未必是好事。可是他这人什么事总是往好处想，觉得大家说的都是尽人皆知的事，他又能怎么样？妻子吴玉萍知道了全业兴发怒的这件事后，心中却十分不安，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白刚还劝解说：“有党的政策在，他想随便整人行吗？”

    除了这嘈杂的声音，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难闻的气味。三十来个人呼出的臭气，身上的汗气，加上那种劣质旱烟的烟味，已经够人受了。更要命的是三十来双胶鞋的臭味。这里全是未开垦的荒地，许多地方都是苇茬子、黄须草的硬草根。布鞋穿不住，都是穿球鞋。整天出脚汗，又没处洗澡洗脚。汗脚加胶皮的臭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白天有人出出进进，空气流动，还好受一些。夜里门窗紧闭，各种臭味混合在一起，就像发酵的臭水坑令人窒息。

    一个满腹心事的人，刚刚到了这样一个环境，怎么能够入睡？白刚躺在那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是这里翻身都是不自由的，人挤着人，要翻身就得碰左邻右舍。他又是一个一向自觉的人，深怕影响了别人的睡眠，所以想尽量不翻身。可是右侧的那个不知名的伙伴大声地呼吸着，每呼出一口气还要吹出老远，就像故意把一口口的臭气喷到他的脸上，白刚想躲一躲，头挨着头，往哪里躲？不行还是转过身去吧！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去，对着的是吕南。他发现这个人既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也没有那么大的臭气。在黑暗里他仔细看了看他，原来他用棉被蒙住了头。这倒是个逃避喧嚣和躲开臭气的好办法，可是他不能蒙头睡，闷得受不了。不过这边没有人对他吹气，有了这一小片“净土”也算是运气。如果两边人都对他吹气他往哪里躲呢？他本想就这样安稳地躺一会儿，最好是能睡上一觉。可是不行，右侧那个伙伴侵犯了他的边界，把两条大腿蜷了起来，硬硬的膝盖紧紧顶住了他的后腰，他用手推了推，推不动，再使劲就只有把他摇醒了。他想了想算了，虽是他侵犯了边界，都在苦难中，他又累了一天，何必把他弄醒呢。让一让吧！他把腰一弓，往左侧一挪，大腿又碰到了吕南。

    “你睡不着？”吕南微弱的声音送到他的耳边。

    “对不起！把你碰醒了吧？”

    “没什么，你想开点，新来的人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吕南在被窝中把嘴露出来，凑近白刚的耳朵轻轻地说。

    “不是我想不开，是他们太欺侮人了。我的罪名完全是假的，明天我要找领导……”

    没等白刚说完，吕南便赶紧堵住了他的嘴，小声说：“把头用被蒙上。”

    白刚用被把头蒙上了，脸还露在外面。吕南把白刚的被抻了抻，把他的头完全裹上，又用自己的被把两个人的头裹上，在密封的被窝里，才把嘴对着白刚的耳朵说：“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在这里你可不要随便乱说，小报告多得很，说点什么都有人报告。尤其是不要说自己冤枉，这里就是整不认罪的，有几个人来了后说自己冤枉，便天天挨斗。”

    “斗就斗吧！假的就是假的，斗我半年多了我都不怕。”

    “哟！这里斗争可不一样，你以为还像在机关里一样？这里是乱打一气。”吕南用更小的声音说，“你旁边那个人就是打手，不要惹他。班长专爱拿别人立功，哪个班也不像这个班管这么严，整人时往死里整。睡吧！”吕南又用被蒙住了自己的头，转过身去睡了。

被窝里的密谈，更增加了白刚的压力。难道就这样算了？就在这里忍受下去？不！这里的人服服帖帖准是有问题，总不能把这么多没问题的人送到这里来吧？我的问题和别人不一样，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为什么要受这个罪？不行，斗就斗吧！明天就是要找领导说清楚。下定这样的决心以后，他不知不觉睡着了。

    白刚胡乱穿好了衣服，还没等叠被便听到了一声号令：“集合！”

    大家都噼里啪啦地爬到床铺下面拿筷子碗盆，白刚却懵懵懂懂地小声对吕南说：“我还没有刷牙洗脸哪！”

   “啊呀！这里没有人洗脸，赶紧拿碗走。”吕南看了他一眼，又急切地说：“你就穿这点衣裳？不行，赶紧多穿点。”

   “棉袄里有绒衣，还不行吗？我三九天外出都是这一身。”

   “唉呀！不行，这里不比城市，冷得很，还有什么棉衣服？”吕南着急地说。

   “只有棉大衣了，干活还能穿棉大衣吗？”白刚犹豫地说。虽然对他的处理不服气，但觉得干活还是应该的，干活总得像个干活的样子。

   “唉呀！快找出来，这身衣服在路上就会把你冻坏的。”吕南说完便急急忙忙走了。

正当白刚爬到床底下找衣服的时候，便听见高队长在外边呼喊：“白刚！白刚呢？”可能是外边有人说他没有出来，队长又到了屋里：“白刚！白刚！”

   “有！”白刚从床下一边往外爬，一边答应着。高队长一看他还在床底下钻着，便急了。一急他那口头禅这个的时候，那个的时候也就多了起来：“你的时候，钻到床底下干什么？这个的时候，不赶紧出工，大家都站好队咧，你的时候还在磨磨蹭蹭。你是改造来了，不是让你享福来咧！”白刚难为情地说：“我找件衣服。”“出工的时候找衣服，早干什么去了？以后这样万万不行。今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了。”高队长又转向门口喊道：“三班长，你也不要去了，在家歇一天。”这时三班长已经走到了门外，听到队长喊他，马上回答了一声：“是！”然后缓慢地走了回来。

    白刚这时候才发现他走路的时候拖着一条腿，两腿劈开向前挪。虽然人很精神，膀大腰圆，但走起路来却是有毛病的，不知为什么。高队长没有理睬他俩，马上又三步两步跨到了门外，看各班整理队伍，报数查点人数。这时全大院都是此起彼伏的报数声，然后又是一系列的向右转起步走的口令声。各班集合齐了，然后又是中队、大队集合报数。最后才听到各支队伍随着口令声正式带到铁丝网门外去了。白刚听到临近这个大队报数就有几百人了，远处还有另外的队伍在报数，这个大院里关了多少人啊？总有两三千吧？想到这里，他有些不寒而栗。一下子关起了这么多人，许多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为什么呢？真的都是坏人吗？

    高队长迈着大步三步两步又跨到了门里来，他总是那么匆忙，那么精神抖擞，看起来十分忙碌。不管走路、办事总是抓紧时间，只是说话不节约时间，啰嗦太多。刚进门便大声说：“白刚！今天的时候给你一天的时间，把东西整理整理。把用不着的东西堆到床下边往里放，常用的东西放外边，不要出工的时候在床底下磨磨蹭蹭。你的时候带钱了没有？”

    白刚点点头，没有说话，算是回答。队长说：“有多少？”白刚仍然没有回答。他不明白队长问这个干什么。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他们的钱没存过银行。每月发了工资数也不数，就把工资袋扔在不上锁的箱子里。花钱时就随便从哪个工资袋里取几张。这次和他老婆分手时，也是你一袋我一袋地乱扔。胡乱分了分完事，现在他哪能说清有多少钱呢！

    “多少？有几百吗？” 队长见他不回答，便给了一个提示。

    “有个四五千吧？究竟多少我也说不清。”白刚冷漠地说。

    小个子队长为这个几千的数目吃了一惊，也被他这种冷漠激怒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还拉家带口，一家几口紧紧巴巴过日子，每一角钱都要算计着花。他们竟有这么多钱，连多少都说不清。劳动改造来了还要带这么多钱，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难怪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右派。想到这里，便十分激动，发起了脾气：“这么多钱，到底有多少都说不清，你的时候带这么多钱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你享受来了？你还想吃香的喝辣的？告诉你，好烟好酒，水果糖点心，你们想都不用想，什么也不许你们买，你也买不到。小卖部只卖几分钱的烟，有个烟味就行了。你们的时候已经享受够了，这里就是改造你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白刚听得不耐烦了，觉得他这顿训斥和自己根本不沾边。所以没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我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我没想到这里享受。”

   “那为什么带这么多钱？这不光给你找麻烦，也给我们找麻烦，要是丢了也会给大家惹许多麻烦。为什么不把钱放在家里？”

   “我没有家！”

   队长说：“你老婆呢？”看白刚没有马上回答，便猜测说：“和你离婚了？”

   “没有！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小个子队长气消了，笑了起来，似乎明白了：“你老婆也犯错误了吧？”

    白刚没有回答。他既不说话，也不点头，也不摇头。他觉得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不相信她犯错误，可是她受严重处理了。他又不能说她没问题，说出来也没人相信。就算有问题，他们是夫妻，也该告诉他把她送到哪里去吧？他问过领导，回答说：“这与你没关系。”他问他自己到哪里去，领导也只是回答：“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所以他不知道他老婆在哪里，他老婆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不知为什么把问题搞得这么神秘，这么绝情。但此时此刻，这类问题怎么能够说清楚呢？

    “你看看，你们还都是搞宣传的，本来是教育别人的，可是你们的时候还反.党。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书白念了，真不知天高地厚。党给你们那么好的工作，那么高的工资，把你们捧得高高的，在大机关坐办公室。不受风吹日晒，喝着茶水儿，看着报纸儿，不像我们风里雨里都得在野地里干活，你们还反.党，还有点良心没有？……”队长越说越气，不是打官腔，而是发自内心。这气也不是冲他一个人来的，来这里的右派太多了，都是知识分子。什么人都有，大至厅局级干部、部队校尉军官，大学教授，知名专家，最低也是中、小学老师。都是有文化懂道理见过世面的人，为什么这些人都突然反起党来了？真是太气人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白刚看到队长那样气愤，说他没良心，觉得很委屈，受不了。我有什么对不起党的？这样整我？一夜之间我丧失了一切，还说我没良心，到底是谁没良心？他也百思不得其解。

    这两个百思不得其解碰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谁都对对方不理解，谁都认为自己理直气壮。白刚知道这时顶撞队长是没好处的，但委屈劲上来，也就不顾一切了，他突然打断队长的话，几乎喊起来，大声说：“队长！我没有反党！我……”

    “你老实点！” 队长火气更大了，“别说了，我不听。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反.党，怎么会成右派？有了错误不认不行，不认罪就是最大的犯罪！”

    “结论上那些问题是假的……”

    “右派没假的，都是自己跳出来的。毛主席的时候，来了个鸣放，你们的时候就啥话都出来了，自己跳出来了。这是一计，叫‘引蛇出洞’。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谁都知道右派都是自己跳出来的，这还有假？”

    “我没有说，我没有反动言论，是给我捏造的事实。”

    “你看看，死不认罪，别人给你捏造的，谁给你捏造的？党吗？党还能冤枉人？你还说不反党，现在你的言论就是污蔑党污蔑政府。”

    白刚万万想不到现在又给他戴了一顶污蔑党和政府的帽子，这种可怕的逻辑真是使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便急忙辩解说：“我不是说党制造冤案，是说有人借运动……”

    “别说了，是gong产党处理的你，你不是说党是说谁？我告诉你，在这里不认罪，可没有好果子吃。”

    这又是一个怪圈：鸣放的时候，他确实对“肃反”被错斗机关不承认错误有意见，但觉得说也没用，他们不会承认错误，只会越弄越僵，所以不想说。批判他时却说他不鸣放不贴大字报是一种阴谋，表面上老实以掩盖幕后活动。现在却说他是自己鸣放出来的。说自己冤枉便是污蔑政府。人们为什么不问具体事实就这样凭一些现成的公式来定是非？这叫什么理？

    队长看他还不服气便说：“今天不说这些了，以后有你说的，你不说都不行。今天是让你把东西整理整理，把钱存到银行去。你们的时候不允许存现金，花钱用‘小票’(内部流通的代用货币)。你赶紧准备好，我一会儿还来。”小个子队长一转身，又迈开大步急匆匆地走了。

    白刚对钱倒是无所谓，不缺钱的日子过惯了，这时他还不知道钱的珍贵。说他反党他可受不了，见队长一走便很快追出门去，昂扬着脖子满身的不服气，直着嗓子喊道：“队长！我要找这里党委书记谈谈。”白刚觉得他的问题和这些小队长们说没用，他们作不了主，他觉得按党的规矩他这要求合情合理。虽身陷囹圄，还没意识到自己已是阶下囚，所以说话的口气十分强硬，理直气壮。

    “你口气倒不小啊！”高队长回过头来，轻蔑地笑了笑：“找党委书记谈谈。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人？”然后把脸一绷喊叫说：“这里有几千人，都找党委书记谈行吗？办不到！”

    “我要申诉找谁谈？”白刚气呼呼地说。讽刺、嘲笑他早就不在乎了。高队长心想，不认罪的虽不少，但还没见过这么大胆这么顽固的。便警告他说：“我刚才跟你谈了那么多，你就是听不进去，告诉你这样不老实你是要吃亏的。”

    “怎么叫不老实？找领导申诉，按党章我有这个权利。我希望队长向上反映。”白刚认为自己的理由是响当当的。他虽然看到现实生活中党的政策原则不少已被破坏，但是还是相信党章上关于党员权利、党内民主等等那些规定应该是有效的。

    白刚回到屋里，花班长惊讶地说：“新来的同学，我真为你捏把汗啦！哪能跟队长这样闹，还要找党委书记谈谈，这不是找死吗？党委书记也是咱们找的？”

   “这怎么叫闹？我的问题确实有出入，向上反映不可以？”白刚一脸的不服气。花班长说：“这里没人管你这个，只认结论。结论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铁板上钉钉，不承认就要天天批斗。这里批斗和机关可不一样，打个好歹的没人管你。我算想开了，积极点争取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算了。兄弟！放聪明点吧！到这里你还要讲理，谁敢改变你的结论？”

    白刚犹豫了。是啊！在机关的批斗中还没有体会吗？哪里还有理可讲？这里顶大是个县级单位，省委作了决定的东西，他们能不执行？可是就这样算了？也太窝囊了。真的全国没了讲理的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头绪来，只有无情无绪地收拾东西。

    收拾完了，有了空闲他才想起了屋子里的另一个人。他是什么人？今天为什么留在家里？他说他是痔疮犯了，是因为有病？还是为了监视我？刚才他的谈话好像很真诚，不会是假的吧？从他的谈话里，好像也有不满，是真心话？还是为了套我的话好去小汇报？他正在想得发呆，班长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同学！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收拾吧！今天不收拾好，以后可没时间啦！收工回来会累得你连床铺都爬不上去。”白刚说：“我收拾完了。”班长说：“床上那一堆是什么？”他正是看见了那一堆东西，才和他表示亲近的。

    “啊！那是几包干馒头，没法吃了，一会儿扔出去吧！”白刚无所谓地说。这一堆干馒头是来时准备他们几个人路上吃的，那时出远门都要自带干粮。可是路上没水喝，大家吃得很少，最后都留给白刚了。班长听说白刚要把馒头扔出去，便喜笑颜开地说：“同学，这可是宝贝呀！我来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这东西呢！可不能扔。留着吧！慢慢吃。你要吃不了，给兄弟点。”

    “都干透了还能吃？”白刚不以为然。班长说：“那终究还是白面的呀！拿开水泡泡一样吃，这里可见不着这东西。”

    “不吃馒头吃什么？光吃玉米面？”白刚有些奇怪，这里竟然几个月不见白面？瞎说吧？班长说：“玉米面？你想得倒好，玉米面那也是稀罕物。”“那吃什么？”白刚更加奇怪了。

    “这里吃一色的谷子面，说是谷子面，还掺了不少谷糠。难吃是小事，最要命的是拉不下屎来，解大便人们都疼得爹呀妈呀地乱叫。我就因为长期大便困难，痔疮又犯了。平时还拉血，再加大便干燥更要命了，都脱肛了。”班长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盯在那一大堆馒头上。一再说馒头可是好东西，可不能扔。

    白刚这时心事重重，没把心放在吃上，更感觉不到干馒头的可贵。看见班长对馒头亲得那个样子，又联想到他走路的那种姿势，确是像脱肛的。想到这里，也有点同病相怜了。从这一段谈吐看来，好像他的心肠还不坏，便说：“你有病这堆馒头你拿走吧！反正现在我也吃不下饭。”

    班长谦让了一下便毫不客气地立即动手捡馒头，用报纸迅速把馒头包好拿起来就走，又回过头来说：“你可别和别人说给我馒头了，也不要说咱们说过什么话，所里不允许给人东西，也不允许用各种关系套近乎。有人汇报成小集团，麻烦就大了。”

    班长把馒头藏好以后，又回来望着那堆报纸说：“这里报纸也是好的，叠好别扔了，以后要找张纸可难哩。”“我没什么用，你用你拿走吧！”白刚不相信这废报纸也是好的。“你还是留起来吧！”班长说完好像又有些后悔，马上又说：“要不给我两张。”

    白刚看他对几张报纸也这样亲，说：“你有用都拿去吧！”“那我可不客气啦！”班长把一堆报纸全部拿到自己床上仔细折叠起来。原来他的客气只是装装样子，只要得手全都要了。

    队长领白刚存款回来，一天的大事便都办完了。院子里静悄悄，四周听不到一点声音，这时便不由地想起了妻子吴玉萍，她是不是也会被送到这样一个鬼地方？她在哪里呀？

    吴玉萍现在正身不由己地走在一条令人恐怖和迷惑的道路上。

    昨天她和押解她的人宿在一个镇上的小店里。今天早上小店的主人推起吱吱呀呀的独轮车，驮着她的行李，与押送人员一起送她上路了。她知道这是要走远路了，去一个连大车也难行走的地方。

    从早晨走到日偏西，她拖着疲惫的双腿，快要走不动了，路却越来越难走。除了那些磕磕绊绊的大土坷垃，还有许多纵横的沟渠，虽然没有水，但有的沟很深很陡，她站在跟前都感到眩晕，这是她26年的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是什么地方，这些沟是干什么的呢？她不能跟押送的人们一起蹦蹦跳跳地走近路，只好浑浑噩噩地跟在小推车的后面转弯抹角地绕道而行。这样就要多跑很多路。好在这里没有村庄，不见树木，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押送的人也不怕她逃跑。

    已近黄昏了，远处出现了一座庞大的红砖砌就的院落。她近视，又没戴眼镜，前面的一切都是模模糊糊。她似乎看到了院落的拐角处还有高高的小楼，墙外面那些黑乎乎的栅栏又是什么呢？她预感这些可能是不祥之物，可怕的目的地可能就在这里。一股寒气顿时从脚底升起，直涌头顶，为了不使自己身体打颤，她握紧了拳头，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那个令人惶惑、惊愕、恐怖的庞然大物走去。

    终于看清了，四角高高的小楼是岗楼，围墙外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以前只有在电影上见过的东西，现在已经展现在眼前，她惶惑了。

    领导曾经告诉她是监督劳动，还是干部，既然是干部，为什么送到这种地方？她想问问押送的人，可是她知道他们只是执行命令，问他们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回答，这一切都是领导早就安排好了的。

    门前有荷枪站立的干警，警惕的目光紧紧盯着她。虽然她已经有过半年之久被看管的经历，但看到这阴森森的大门和敌视的眼睛，仍然使她不寒而栗。她木然地伫立着，看着那墙上挂着的牌子：唐口洼干部农场。

    一个省管的干部农场怎么挂了这么一块牌子？薄薄的一块白茬儿木板，上面还坑洼不平。像是刚刚赶做出来的。大概是觉得这些人不值钱了，也不配一块好牌子，还算不错，没忘了这些人还是干部，农场前边还标上了干部二字。既然是干部农场，为什么是这副模样？岗楼，铁丝网侍候？后来才知道不久前这里还是唐口洼劳改队的一个分场，这块干部农场的牌子是匆忙之间换上去的。虽是干部农场，仍和唐口洼劳改队是一个系统，生产、管理还是劳改队统一指挥。

    押送吴玉萍的人向这里的负责人简单交待了几句什么，她就被带到了一间屋子。她没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她恍惚间看到送她的人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交给了那个负责人。她的心一阵紧缩，全身像被火烧一样焦灼。档案袋里装的那些假揭发、假证词、假供词由一只手交到了另一只手，这就意味着这里的人不必再去花费工夫了解她的过去，也不必再去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切按照纸袋里的结论执行就是了。

    她不再是她，她已被纸袋中那个没有生命的为假证词假供词包装起来的人所代替、所歪曲、所禁锢，永生永世也别想冲出这个纸袋。即便是一场大火把这里的一切连同这个纸袋全部烧成灰烬，这个纸袋中的她也不会消失，在另一个地方——原机关的档案室里还有这样一个纸袋，保存着她的全部案情材料的副本——文书档案。

    档案是神圣的。它伴随着人的一生，理应是一个人真实的影子，反映一个人的客观评价，所以它是通行证，生死牌，决定着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甚至生杀。档案又是神秘的。它是你，你却不知道它。它如果不是你，把你扭曲成了另一个人你也没法申辩，你永远也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它对你仍是一个谜。然而档案又是卑微的。由于它的神秘，它的神圣，拥有那么大的权威，它便成为一些心术不正而又握有实权的人玩弄权术滥施权威的一个阵地。它可以随意歪曲一个人的形象，亵渎一个人的心灵，玩弄一个人的命运。有些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老干部就因为档案里装了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此人控制使用”，就被埋没了一生。这小纸条不仅不必说明是哪级机关哪个领导作的决定，有时连个图章签名都没有。

    现在，档案就是压在吴玉萍身上的一座大山。任她怎么呼喊抗争也翻不过身来。押送她的人不见了，天黑了她才被重新带到刚来时的那间屋子。档案袋不见了，想必是已经锁进了哪个档案柜。她的未来也就这样被锁定了。

    那位干校负责人虽然穿了便装，但眉宇间仍露出了公安人员的严厉。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很严重啊！你必须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然后又交待说：“你在院里可以走动，但是绝不允许出大门。”

    她惊呆了。这就是干部农场？不能迈出大门一步的干部农场？她想说我不反党，我没罪，档案里那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她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知道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再也不会有人相信她的话了，他们只相信档案。

    她木木呆呆地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有三间房子那么大，靠窗户那边搭了一个大通铺，已有人铺了行李，每个人只三尺宽的一个地方，刚刚能把褥子挤进去。屋子里规规矩矩地坐了不少人，一个个目光呆滞，没有人理睬她，看来人们都在经受着变换环境的考验。

    吴玉萍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她放心不下丈夫白刚。不管怎么说她曾经认过罪，写过检查，虽然认了又推.翻，但是处分比他轻得多呀！他始终不认罪，被定为死硬分子，“极右”，从重处理的典型，他的处境一定比她更坏更惨，他们又会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呢？此时此刻，他在哪里？又经受着什么样的煎熬？她的头昏昏然，她的心像被人撕裂般的疼痛。她欲哭无泪，上百个日日夜夜的哭泣，她的泪已经干枯；她欲喊不能，她不能破坏别人在苦难中难得的一点宁静。为了别人的宁静，她听到有人把头埋在被窝里偷偷饮泣，她听到有人强按着自己的嘴巴发出低低的呻吟。在这令人难熬的不眠之夜中，她也只能痛苦地压抑着自己，只是瞪着双眼，望着这看不穿的黑暗，独自受着煎熬。

    屋子外面大风呼啸，破旧的窗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乒乓作响，似乎整个屋子都摇动起来。屋子里充满了饮泣和呻吟，一片悲凄。她觉得这空旷的房间像是一只大船，正行驶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上。而想起往日那间属于两个人的温馨小屋已恍若隔世，从此她不再拥有自己的角落。自己的一切，时时刻刻都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那些满含警觉的冷冷目光，时刻提醒着她：她是一个罪人。

    她怎么也不理解这一切是为什么？是的，她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虽大部时间在大学教书，但做过国.民党市政府的中层官员，家庭成分定为“官僚”，为这个家庭成分几次运动中她都受审查。由于她在高中上学时就参加了地下民青，在地下工作时冒着危险做过很多工作，审查中民青组织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一切怀疑都解除了。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但解放后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有利条件，离开了温暖的家，为了革命的需要，毅然按照组织安排去了中央团校，以后又去贫困的农村工作，凭自己的勤奋好学，才被调到省报任编辑记者。

    为了一个家庭出身，难道就该落到这样一个境地？就让一个年轻人这样屈辱地了此一生？不为家庭那又为什么呢？鸣放时自己并没说什么出格的话，有的人说了许多不满的话，有的话明显出格儿，可是因为出身好，不仅没事儿，却仍然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人们常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天哪！谁能告诉我，苦海的岸边又在哪里呀！她默默祈念着，却没有任何回声。只是头脑昏昏心乱如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她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从黄昏到黑夜，从黑夜又到黎明。

    到了工地，一个老头正在烧开水。烧的是潮湿的稻草，光冒烟不起火，看来他很着急，所以趴在地上一边用木棍拨火，一边用嘴吹火。他穿着一个黑色灯芯绒的半截棉大衣，戴着一个棉帽子，两个帽耳朵捂得紧紧的，只露着一个满脸胡须的脸。穿得那么臃肿，撅着个屁股躬着腰，匍匐在地上成了一个半圆形，天色朦胧中好像一个大刺猬趴在那里。看来他已烧了很长时间了，队伍刚到水就开了。他坐了起来咳嗽了好一阵，才慢慢地手拄着地试着要站立起来，起了几起，终于艰难地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从旁边又抱了一点稻草，用棍子塞到灶坑里，好让开水不至于凉得太快。这才如释重负似地向人们宣告说：“水，水……”又咳嗽了一阵才说出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水开了。”

    白刚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能有70多岁了，便和吕南小声说：“这么大年纪，还让他上地里劳动？”吕南说：“他岁数不大，才50多岁，是在原机关斗争摔断了腿，来后又得了脑中风，行动不便，领导照顾他让他烧烧水。”白刚有点惊奇：“一个病人，这样还算照顾？”吕南说：“这活儿比地里活轻多了。”看白刚对他同情便提醒他注意：“他叫贾龙，这家伙反动着呢！净怪话，你可别理他。咱们在这儿暖和一会儿吧！一会儿饭车就来了，喝水也方便。”

    他俩刚坐下，有一个人也挤着坐在他们旁边。白刚一看是史自昭，这种环境中遇到老同学、老朋友，真是又惊又喜，刚要招呼说话，见史自昭一劲儿向他挤眼睛，一只手还在胸前微微摆动，意思是不让他开口。白刚猛然想起了昨天花班长谈过这地方不允许以各种关系套近乎，怕拉拢成小集团，便明白这种关系是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这里不宜交谈。

    许多人也都就地坐下来等待吃饭。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房屋，没有村庄，也没有一棵树。周围都是新开垦的稻田，已经开始放大水洗碱了。除了田间道上有一片干地外，全是茫茫大水。即便没有风，大水围困着，也是从心里往外冷。可是这里没有没风的时候。人们戏谑地说：这里一年只有两场风，一场风刮半年。早春天气尤其是刮风的季节，呼啸的北风，在这无遮无拦的荒野里，尽情地肆虐，真是无孔不入，从棉袄扣子的间隙里，直捅到你的心窝。从裤腿里钻进的风，一下子便使你的下半身冰凉。在路上由于急忙赶路，还不显得特别冷，往地头上一坐，便打了个透心凉，浑身哆嗦起来。人们便仨一堆五个一伙地挤在一起取暖。

    白刚觉得奇怪，到地里又不干活，让人们起这么早到地里挨冻干什么？队伍来了，饭车也跟着来了，这是何苦呢？让人们在家里吃顿热饭再来多好？想着想着便念叨起来：“在家吃了饭再来也走到这儿了，大冷的天，非到地里吃饭干啥？……”

    坐在旁边的吕南没等他说完便用手捅他，给他使眼色，让他别说话。白刚看了吕南一眼，满不以为然，觉得他太胆小怕事了，说说这个怕什么？

    “谁的嘴？你站出来说！”虽然风很大，没想到这话还是让队长听见了。只是因为有风，没听清是谁说的。这时便站了起来，看着大家。见没有人回答，便又说了一句：“刚才谁说话呢，站出来！”

    白刚要起来，吕南和史自昭把他拉住了，意思是不理他，发一阵火也就过去了。白刚虽然坐下了，但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这算什么问题？值得这么大惊小怪。队长还是不依不饶：“怎么没人站出来？害怕了？有胆子说没胆子承认？你们不是主张好汉子做事好汉子当吗？站出来呀！……”

    白刚受不了这种冷嘲热讽，还是站起来了：“是我说的。”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事，怕什么。队长看了看不认识他：“好哇！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白刚说：“前天。”队长说：“是右派吧？”

    白刚没有回答。因为没法回答，这里讲不清楚。队长见他不回答知道是默认了，便斥责开了：“好啊！胆子不小啊，刚来就不老实，你也不打听打听，哪一个到这里还敢捣乱？”白刚不服气：“我没捣乱，那也不是什么坏话。”

    队长见他当着这么多人顶撞他，这下可火了：“不是捣乱是什么？你就是煽风点火，是放毒，是右派的本性不改。右派就是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你说那话不就是煽动不满吗？告诉你们，你们都吃了嘴的亏，到这里要管住你们这张嘴。胆敢捣乱的，绝没好下场。”

    白刚不说了，这扯得上捣乱吗？他觉得现在根本没理可讲，只好听着吧。但是心里不服气，所以身子扭着，脑袋歪着，两只眼斜瞅着队长，一条腿弯曲着伸到了前面。队长见他这种样子，又来气了，大声说：“你给我站好！不服气是不是？你们以前乱说乱道惯了。告诉你们，到这里来可不一样了，以前你们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现在是让你们怎么着，你们就得怎么着。以前你们是想说啥就说啥，现在是不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必须给我闭嘴。你们放明白点，这里可是专政机关。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他本来是借白刚这件事训斥大家的，这时又把脸转向白刚：“你是哪班的？”白刚说：“三班。”队长说：“三班长！晚上回去好好帮助帮助他。”花班长赶紧站起来，两脚使劲一碰，魁梧的身躯挺得标杆溜直，挺胸收腹，来了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高声说：“是！万队长！晚上一定认真帮助他。”

    帮助，本来是一个美好的词儿，是一个令人觉得温馨的词儿，但是这里的帮助，不说让你心惊胆战，起码也让你心神不安。同样是帮助这两个字，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是在批斗会上，让你承认什么你不承认，主持人说：“帮助帮助他！”那便是战斗的开始，轻则推推搡搡，众人站在四周让你摇煤球儿转饸饹圈儿，重则拳打脚踢，弯腰折臂，甚至打倒在地。现在这种场合，队长说帮助帮助则含义广泛，既包括开导教育，批判说“理”，当然也包括全武行的批斗。队长发了话，采取什么方法，晚上演哪出戏就在班长了。

    今天的劳动是整修毛渠(稻田里灌水的小渠道)，一开始干活，便是班长掌握了。这时队长们都不见了，不是到附近工棚里聊天，便是到斗渠的南坡，背风向阳的地方避风。这你也不能麻痹大意，偷着磨蹭会儿还行，千万不能像电线杆子似的在那儿戳着，不定什么时候队长便会从工棚门口或是从堤顶上张望，看见你戳着就该倒霉了。有人本来干活很好，就是队长张望的时候歇了一会儿，便被大批一顿。这里人们都知道：不打勤，不打懒，单打不长眼。

    队长们走了以后，花班长便借检查质量的名义，到每个人劳动的地段去看看。其实像这种活各项质量要求都很具体，又是一眼可以看穿的，等干得差不多了再检查也不迟，花班长什么工作总是不断检查，明面上是对工作负责，实际是借机偷懒耍滑。不过今天他倒是有个特殊目的，就是要到白刚这里看看，告诉他这里“单打不长眼”。

    白刚虽然刚来，但队长的脾气他是知道了。他就是一个“不长眼”。他的“不长眼”不是没有这种心计，而是不服气，没有防人之心。班里要是多了几个“不长眼”，不光是他们个人倒霉，而且会给班里尤其是给班长带来很多麻烦。像今天发生的事情，就让班长为难。队长让“帮助帮助”，怎么“帮助”？不“帮助”不行；“帮助”轻了不是，重了也不是。轻了，要是有人打小报告说你包庇，甚至说你“欺骗政府”，你受得了？重了，你就得整出个样儿让大家瞧瞧。今天要是别人他会顺水推舟，斗出个样儿来，既可以在批斗中打出自己的威风，又可以给领导一个积极的印象。可是对白刚，他觉得这人有那么多钱，很有点来头，而且人家很大方，给了自己那么多馒头，以后也许有用得着他的地方，所以真觉得不好下手。他怕白刚思想不通，产生抵触，劳动上再惹出事来让队长抓住，就更麻烦了。

    他原来担心白刚这人认死理儿想不通，干活走神儿，站着愣着，或者不会干，出不了多少活儿。可是到跟前一看，这么冷的天，他却满头大汗，闷着头儿一个劲地干。活干得很实在，只是进度差点，活也不漂亮。便说：“干这活儿要有点窍门，像那渠底深浅差不多就行，不用向深地方看齐。用锨铲铲见个新茬儿，两边有个棱线就行了。那样不费劲，既出活又漂亮。你看你费了这大劲儿，进度还不行，不用这么认真，挨累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两人正说着，突然来人通知说，水稻育秧地夹“风障”(为挡风保温育秧地四周夹起苇墙)急需苇子，队长让大家都去背苇子。他们跟着人流走了几里路，还不见苇子在哪里。这里风大，干活时不显，不干活了西北风吹着，走在路上轻飘飘的，马上便觉得透心凉。每个人都裹紧了棉袄，戴好了棉帽子缩着脖子往前走。走着走着从路旁大沟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你不是白刚吗？”“是啊！”“你怎么也来了？”

    白刚望了望他，有些张口结舌，遇到这种情况，白刚往往不知说什么是好。对方看到了白刚的难处，便猜了个十之八九，便说：“右派吧？没什么，摊上了，心放宽点。你还认识我吗？”白刚说：“当然认识，不是老秦吗？刚一进城咱就打交道，还忘得了！”

    那是几年前的事啦。1949年进城不久，白刚主管古城的学生工作。那时市里十几所中学组成了一所联合中学。分散上课统一管理，白刚兼任这所中学的领导职务。当时学校政治情况复杂，公安机关需要弄清情况，派人和白刚联系，不要找教师学生谈话，以免引起动荡。老秦那时是古城公安局的科长，开始他俩直接联系。后来由于老秦很忙，便由他们科一位女同志专门和白刚联系，为避免两人经常接触引起人们的猜疑，这女同志与白刚以表姐、表弟相称。但有时仍和老秦一起研究，只是后来白刚调到省里，老秦也离开了市局，他们便没有联系了。白刚问：“后来你到哪里去了？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调到省公安厅了。”“那个女同志洪雪梅呢？我的那位表姐？”说到这里白刚和老秦都笑了。

    可是老秦很快又收敛了笑容，神情悲怆地说：“她后来也调到了省厅，这次也打成右派了，两口子都成了右派。”老秦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小声说：“她就在这里的妇女队。她男的在唐口洼农场劳动改造呢！”

    “为什么？”白刚有些奇怪，他认为哪里有右派，公安厅也不会有右派。那是共和国的卫士，都是忠诚可靠的人。而且那女同志，年龄不大，却是老公安。虽然也算是知识分子，但是在解放区上中学一直没离开解放区，根红苗正，怎么也成了右派呢？

    老秦比白刚成熟得多，到底是经得多见得广，他丝毫也不觉有什么奇怪。却反问白刚说：“你还问为什么？这问题怎么能说得清。党内一下子出了这么多阶级敌人，有些部长、省长、省委书记比她资格老不老，功劳大不大？不一样成了右派？好好改造吧！”

   白刚看他的样子像干部，问道：“你是调这里工作的吧？什么时候来的？”

   “去年，反右后期便下放了，比你们来得早得多。这地方你可要注意，经常是大风，冷得受不了，要有个精神准备。”他说得很坦率，这人是个直性子，做了多年公安工作，办过许多复杂的案件。可以说是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斗智斗勇，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是待人接物却是直来直去，对同志不动心计，十分诚恳。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你们的大队长啊！”老秦也有些奇怪，这里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怎么他竟然不知道呢！他还不知道白刚这是第一天出工。白刚听说他是大队长，真是喜出望外，这时他马上又想起了压在他心里的那个疙瘩。便说：“我的问题是别人捏造的，不是事实。我已经向那个小个子高队长提出了，要求找这里领导，我要申诉，行吗？”老秦说：“已经提出了，他们会向领导汇报的。不会有结果，我劝你以后不要提了，还是安心改造吧！这里不认罪可是大问题。”

    他们说着走着，前面的人已经有人背着苇子回来了。秦大队长规定每人背一捆，一捆苇子有一抱多粗，三米多高。这项劳动是临时决定的，没有绳子没有工具，有的背着有的抱着。不管背着抱着，风太戗根本走不动。苇子又滑，想合拢抓紧，两手又够不着，抓住一把一使劲就抻出来了。抻出几把，捆儿一松就散了。所以没走多远一路上就都是散了捆的苇子。秦大队长一看这情况便对白刚说：“你别去背了，背了也得弄散了，你就在后边拾这些散的吧！咱们往回走。”

    这本来是秦队长对白刚的照顾，可是白刚这人干什么事都很认真，总看自己抱得太少，又觉得丢在路上的许多苇子可惜，便走几步拾一堆，使劲往怀里添。觉得是抱紧了，大风一吹，两手搂不住一会儿又都散掉了，他又重拾。秦队长看了以后说：“抱点就行了，风这么大多了你抱不了。”这时白刚才知道这是秦队长的好意，并不在乎抱的多少，心中非常感激：“以后就靠你多照顾了。”秦队长说：“不照顾还真难过得去啊！”他看了看周围没人，又嘱咐说：“和谁也不要说咱们认识。”

    白刚有些迷惑不解，过去虽说和秦大队长有过接触，谈不到什么私人感情。经过反右运动，许多人视右派为洪水猛兽，即便心中另有看法，表面上也不敢和你接近。秦大队长经历了这个运动，现在又成了这个专政机关的大队长，为什么对自己还这么照顾这么坦率？没有一点冠冕堂皇的话，这不令人奇怪吗？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老秦在反右运动之初，也和许多人一样，对报刊上公布的右派非常气愤，恨得要命。可是运动展开以后，几乎每一个机关都揪出了一批反党反****分子，他内心里就有些怀疑了：他多年做内部保卫工作，对社情和机关内部情况是十分清楚的。虽然有敌特存在，但在党政机关内部，基本上是可靠的，怎么会一下子出了这么多阶级敌人？尤其是公安厅内部，也揪出了十几个右派，他更想不通了。他来公安厅是较早的一个，这些人他都了解，怎么就为提点意见和领导有些不和就成了阶级敌人？尤其是批判到他们处的洪雪梅时，他不仅不斗争还直接去找厅长，表示不同意。厅长警告他说：“这次运动对每个人的考验可不比从前历次运动，出身好、老资格不谨慎也不能幸免。省委副书记钟成怎么样？他分管统战工作，定一个老民主人士右派他反对，说人家提的意见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对于多年和我们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要保护，不能给人卸磨杀驴的感觉。就因为说了个‘卸磨杀驴’他自己成了右派，你不知道吗？”

    老秦说：“他说的那终究是民主人士，过去的***高官。可是雪梅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还不了解吗？就为几句话定为阶级敌人我想不通。”厅长说：“你的脾气我知道，可是你要记住，一个党员应该是党的驯服工具，这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你不能有任何怀疑。”没等厅长说完，老秦便急着把话头抢了过来：“驯服工具也不能不辨是非，不讲真理吧！”

    “不许你再说了。”厅长火了：“谁不辨是非不讲真理？是说党中央还是说厅里？”他在解放区时就是老秦的领导，进城后又是他把老秦调到厅里来的，所以老秦对厅长谈话一向是直来直去，厅长对他也多有照顾。可是今天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厅长觉得他走得太远了，要是放在别人身上，会立刻惹火烧身的。对老秦不忍心那样做，可是也不能不警告他。

    《劳动教养条例》公布以后，省里要组建一个大型劳动教养所，需要调一批人，老秦便被下放了。一起下放的还有几个人，公开宣布是为了抽调一批骨干，但对于老秦，厅长则另有考虑。知道他这人的脾气认准了的事情不容易转弯子，让他留在机关一旦烧到他，他做厅长的也保护不了。老秦心里也清楚，这次下放仍然是老领导对他的照顾。

    白刚原来以为只要离开原机关，就可以说理，就可以自由，谁知道整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不仅没有任何自由，而且每个人还都要过好几关。从大的类别来说，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改造关。每一关又有若干具体关口，每一个考验都是难以通过的。《三国演义》中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传为千古佳话，只要有高强的武艺，闯关时也只是战上几个回合，瞅准了机会，手起刀落，便把对方拿下马来，也算容易了。但这里纵使你有三头六臂，每一关也都要经过长期的磨难，且战且走，伤痕累累脱下几层皮，才能勉强通过。有的队长讲话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到了这里，不死也得让你脱几层皮。”

    就拿生活关中的吃来说吧，不仅是工资少了(每人还有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的工资)，伙食标准低了，而且在标准之内还故意给你一种人为的磨难。这里供应的粮食是农场自产的大米，但领导不怕交通困难，到几百里之外把大米换成谷子来供应这些人。不排除在这种交易中有些人会得到一些分外的利益，也不排除一些部门凭藉权威捞取一些好处。因为那个时代大米在城市中也是稀罕之物，供应极少。不管内中有多少情由，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故意不让这些人吃大米，让他们过生活关。

    万队长在这问题上曾作了一次精彩的讲话。这个队长官儿不大派头儿不小，权力不大脾气不小，文化不高新词儿不少。这里的队长大部分是从农村调来或是从公安部队的排级干部转业来的，级别不高，文化很低，个别的是刚参加工作的中专生。万队长是个中专生，觉得有文化，很有些优越感。别的队长在出工前训话，都是说上几句就走。可是轮到他讲话却好像是面前千军万马，很有大首长的派头。开头儿还要来一句开头语，这句开头语使他很费了一番心思。一般首长作报告首先是拉长了声音招呼一句“同志们……”。可是对这些人不能叫同志，招呼什么呢？首长讲话也有时说“在座的各位”，可是现在是在广场上，也不能叫在座的，当然更不能称各位。可是从在座这句话却启发了他的灵感，发明了一个新词儿。万队长讲话之前总是先咳嗽几声，然后连续说几句：“站好站好站好。”然后清清嗓子，才扬起头来大声招呼一句：“在站的们！”

    这句话还真管事儿，原来人们精神很不集中，对这种讲话向来没人重视，可是听了这句话，都立即站好听他讲话了。想不到这句新名词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接着说：“在站的，你们听着，有人嫌这儿生活太坏，告诉你们，以后就别想有好生活了。到了这儿，首先要让你们过生活关，大米白面，从今以后不用想，你们不配！在站的，告诉你们，供应的是大米，就是不给你们吃，换成了谷子面，这也是对你们的照顾。不少贫下中农，现在还吃糠咽菜呢！有人说吃谷子面拉不下屎来，你怨谁？怨你们自己作孽。以后谁要是再说吃谷子面拉不下屎来，就是散布不满，就是反动言论。”

    别看他这新名词儿稀奇古怪，他说的话可挺顶事儿，真没有人公开反对吃谷子面了。只是解大便的时候人们却都犯愁，一个个龇牙咧嘴哼呀咳的使半天劲才能拉下几个驴屎蛋般的球球来。能拉下来也算是幸运了，有些人拉得顺着屁眼儿流血可是那屎蛋儿就是死活不出来，这样就得活活憋到晚上到医务所让别人去掏了。

    白刚新去的一段时间里，大便虽然也困难，却没有难到这种程度，因为肚子里还有点油水。可是仅凭肚子里的一点存货，当然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不久白刚也到了龇牙咧嘴拉上半个小时也拉不下来的程度，晚上只好也去医务所。好在这时农活忙了，晚上坐在床头反省不允许随便走动的制度早已自消自灭，到医务所或厕所，可以随便了。这是他第一次进医务所。去的时候想的挺好。找医生说说，给点什么药吃，让医生拿专用工具掏一掏。

    到里面一看就傻眼了。只见屋子里挤满了人，不少人脱了裤子撅着屁股让别人拿小棍儿在掏屎，只有一个医生靠在桌子上看着。白刚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让病人互相掏呢！可是既来了，他仍然想找医生说说，便向医生走去，还没等他发言，医生却说话了：“什么事？是不是也拉不下屎来？看见了没有？互相帮忙，自己解决。”医生笑了笑说了句笑话：“要自己解放自己嘛！”白刚说：“这也不是个办法，拿小棍儿乱掏，捅破肛门怎么办？就没点什么药吗？”

    “要药？那得多少？这也不是吃一回就可以解决的。要是天天给你药吃，还不如给你吃大米白面省钱又省事。你将就点吧！”说完，把头一扭不再理他了。两手抱着肩膀对大家说：“快点啊！明天一早还要出工呢！你们出工我也得出工。喂！喂！用纸接好了，别掏一地，赶明儿医务所就成厕所了。其实你们自己在宿舍里也能掏，非都上这儿凑热闹来。”“宿舍里人挤人，床底下都是筷子碗，怎么掏？有地方吗？”不知是谁回答了一句。医生说：“那就上厕所！”

    “别逗了，两个人在厕所里脱裤子撅屁股的，还不说我们操屁股啊！小报告上去，那可受不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说这话的小青年叫吕运隆，原来是个小偷。小伙子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眉清目秀，很是机灵。和众人不同的是他脸上没有一点愁眉苦脸的样子，小嘴抿着，带着一种讥讽的微笑。乐呵呵的，一边说说笑笑，一边给一个人掏屁股，还不时地拍一巴掌：“撅高点儿，眼子向上。你唉呀啥？这点事儿都受不了，你那出息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