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里大部分人都过了交心关，但白刚还没过，成了他放不下的一桩心事。一想到这里，便会想到吕南。

    吕南这人是个谜。他们俩挨着睡觉又说得来，经常偷偷地说几句小话。虽不敢敞开心扉长谈，但轻声细语的几句悄悄话，也觉得这个人老实诚恳，不像个阴险奸诈诡计多端的人。但领导说他是个特务，他自己不承认，可是又不敢把真实情况亮出来。平时行动也总是畏畏缩缩，小心翼翼，像是有事压在心里，可是又从不吐露半句。这样就不仅领导怀疑，使关心他的人也不免有几分疑虑：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对待批斗的态度，也令人迷惑不解。连白刚有时都为他着急，自己确实历史上有问题你就讲出来嘛！已经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怕什么？如果自己没有问题，那你就说出事实真相，说出来总会有人相信的。可是他却采取了“摆肉头阵”的办法——任打任骂一声不吭，顶多只说一句：我是给gong产党做地下工作的，不是国.民党特务。再问什么就不说话了。这不是死挺着挨打吗？为什么采取这种傻办法呢？

    他的交心到底算完不算完，也让人捉摸不定。已经好几天没有让他上队部交待问题了，他的事算了结了？要是了结了，又是怎么了结的？白刚比别人更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下一步他将面临同样的命运。吕南虽沉默寡言，但平时他还总是主动找白刚谈问题的。但是对白刚关心的这个问题(他应该知道白刚会关心这个问题)，却只字不提。

    白刚自己采取主动了。一天中午饭后，他看吕南自己在一个渠埝旁休息便凑了过去，直截了当地问道：“交心时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做地下工作为什么不把具体情况讲出来？”白刚所以单刀直入是因为这里没法长谈，怕被人看见引起怀疑。

    吕南用眼睛扫了扫四周，确信没人以后才回答说：“说也是打，不说也是打，就不如不说。”白刚说：“我看还是说了好，领导不相信，有些人心中会同情，就不会打得那么厉害了。”

    吕南说：“越说头绪越多，揪住一个头儿就可能斗你几天，反正他们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不说具体情况，他们就没有新词儿，只能是喊几句老口号，这样斗着也就没劲儿了。”
 

    “你不说话事儿能算完吗？多会儿是个头呢？”他虽然觉得吕南说得有道理，可是终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吕南说：“你说话事儿就能完吗？在机关里都弄不清，这里把你交给一群打手，还想解决根本问题？”

     “事情总得有个结果吧！你的交心算结束了没有？队部斗争时咋说的？”这也是白刚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他想从吕南这里了解些情况，以决定自己如何应付即将面临的这一场灾难。

    “咋说的？他们还能告诉你实底？我看也就这样了。”

    白刚疑惑地问：“能这样不了了之吗？”

    吕南说：“其实交心让你认罪，无非是给你一个下马威，同时也是杀鸡给猴儿看，让谁也不敢闹腾。你不认罪也不会整天整你，他们不能把人都打得趴下，还指望这些人干活呢！”听到这里白刚的心里总算踏实了些。
 

    看到白刚对他的事情很关心，后来吕南又向他讲了自己奇特的遭遇。一切还得从他看见一出“西洋景”开始。(过去有一种小生意叫“拉洋片”，一个暗箱里面有灯，从小窗口的放大镜望去，可以看见里面很大的画片，专放yin秽画，叫“西洋景”。)

    他是北京一名牌大学学生。五十年代，省级机关里大学生很少，他在机关成了“笔杆子”。有大材料也不管是哪个处的，都叫他执笔，忙得他头昏眼花，经常加班加点。那是一个星期六的黄昏，天黑的早，还没下班人们都走了。吕南赶写完一个材料，想赶紧交给主任，他一看门没锁(那时多是门外钉钌铞，用锁从外面锁门)，知道研究室荀主任还在，便推开了门，见屋里黑咕隆咚没有人。他很奇怪，是主任忘了锁门？他扶着门把手迟疑了一下，正想退出去，突然听到一个极轻微的声音：“有人来了！”是主任的声音。这不是荀主任在屋里吗？他正想说：“这么黑了为什么不开灯？”突然又听到一个声音：“机关人都走光了，谁来？”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吕南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下意识地顺着声音朝里边的墙角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吓出了一身冷汗。模糊中见一个女人，光着屁股骑在了主任身上。主任躺在地上，可能是听到有人来了，一个劲儿推她，她还不起来。一起一落地抖动着，正在兴头上。吕南悄无声地退到门外，赶紧走了。

    星期一吕南给荀主任送材料去，想和主任说说材料中的几个问题。平时遇到这种情况，荀主任总是乐于发表议论，今天却一反常态，对材料不感兴趣，很冷漠地说：“不用说了，把材料放下吧！”吕南一看这情况也不好再说什么，便说：“那好，我走了。”吕南刚一转身，荀主任却无所谓又很客气地说：“上星期六是你找我了？”吕南说：“是！就是送这材料，看屋里没人，便出去了。”主任迟疑了一下，然后客气地说：“哦！我解手去了，回来看见一个人走了，背影好像是你。”

    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说假话，但说得又那么自然那么真诚。而且两个人又宁愿把对方的假话当真话听，比对方说真话还要高兴。从吕南来说，两天来心中一直惴惴不安，他知道主任的脾气，他要是肯定自己看见这事，便会怀疑你会不会说出去。这怀疑不打消，便会找机会报复你。吕南背着个历史问题，是不敢惹主任的。他不会和任何人说。即便如此，他觉得仍然要找机会表达自己什么也没看见，解除他的疑虑，免得他生报复之心。今天荀主任问到这事，他想这正是个机会，便说那天一推门见屋里没人便走了。既然没人，那自然是什么也没看见。既表达了什么也不会说，同时也免除了对方的尴尬，他觉得这是最合适的办法。荀主任呢？当然不相信他没看到什么。因为他听到门响让那个女人下去，怨只怨那个sao货正在兴头上，不管不顾，折腾得更欢了。吕南能听不到吗？可是他也乐于听到吕南说屋里没人，这样他就不能向外说，也不敢向领导汇报了。

    吕南今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给他留下了一个更大的难题。到队部去批斗，不少人都是王显能这类打人能手，那一关要难过得多。今天这一场也给白刚留下了难题。怎么闯这一关？能坚持得住吗？

    “打右派可是涉及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一个人的生死关头。”史自昭说，“不看实际情况硬凑数，就是昧良心。”

    “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局长火了，“比例是上级规定的，现在明摆着，咱就是数不够。”

    “你觉得数不够，把我也报上去算了。”史自昭也火了。局长把桌子一拍说：“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史自昭正在气头上，也不示弱：“你报吧！是我说的。”

    史自昭本来说的气话，觉得说完也就完了。谁知道局长正愁着运动扭转不了落后的局面，想找理由摆脱自己的困境呢！史自昭却自己跳了出来，他一想如果把他抛出去，不仅洗刷了落后的名声，而且还会一举成为先进典型，自己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局长很快汇报到市委，市委如获至宝，立即又汇报到省委。省委觉得这还了得，这不是公开对抗运动吗？简直反了，比右派还右派。批示通报全省，报纸、电台曝光。

    这事虽大大超出了史自昭的意料，但是他并不后悔，而更激起了他的反感，他觉得与其当那个昧良心的领导，还不如当个不亏心的右派心里更平静一点。所以不仅不检讨求饶，反而坚持说自己是实事求是的。但他万万也想不到竟然处理得这样重，定为极右，送到这里来了。

    第二天高队长又来了：“你们班还有人有更严重的问题，吕南，你说说。”

    吕南站了起来，犹犹豫豫地说：“我是因为历史问题来的。”还没等他说完，高队长便质问起来：“说清楚，什么历史问题。”和对王显能的态度显然不同。吕南说：“我在国.民党空军干过。”高队长说：“干过什么反.革命活动？”吕南说：“给国.民党飞机装过炸弹，轰炸人民解放军。”高队长说：“你知罪吗？”吕南犹犹豫豫地说：“知罪。”

    “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高队长直奔要害。吕南说：“上士！”高队长不慌不忙地说：“上士？上士几个杠几个花？我就知道你不会老实。告诉你吧！你的时候是一个杠，三个金豆儿，上尉军官，有你的照片为证。还想抵赖吗？”

    “那照片不是真的。”提起那照片吕南就难以控制内心的激动，着急地说。高队长发起火来：“照片还能是假的吗？你朋友的妻子交出来的，能是别人给你伪造？”吕南心情越激动越慌乱：“不是说照片是假的，是照片上衣服是假的，不，不，”他冷静了一下，然后又更正说，“不是衣服是假的，我是说那衣服不是我的，是我借来的……”

    “你们看看，他心慌意乱了。”高队长说，“正说明他心中有鬼，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真是狡猾透顶了，证据确凿还想抵赖。”高队长冲大家说完以后，又对吕南说，“我问你，你借那衣服干什么？”吕南说：“地下党让我送一个紧急情报，那时机场控制很紧，不允许随便出入，机场里地下党领导便叫我穿了他的军官服跟一辆吉普车出去了。送到情报以后，接情报的地下党领导人——我大学的同学，他说这倒挺有意思，你就穿这身衣服咱照个相吧，这就是后来他老婆交出的那张照片。”吕南这时情绪稳定下来，总算把问题说清了。

    “给地下党送情报？谁的地下党？”队长带着讥笑和讽刺轻轻地说。吕南说：“gong产党的地下党。”高队长慢悠悠地说：“你编得多好！写小说行了。”然后突然大声说，“你放明白点，现在不是让你编故事，是让你交心，交待你的罪行。你给gong产党送情报？错了，你是国.民党特务。隐瞒历史钻入了革命队伍。你说你的衣服是借的，证明人呢？以后都没有消息。巧啊！都失掉联系？解放前大学生那么少，一个大学生，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一名小兵子，谁相信？你骗谁？交待你怎么当了国.民党特务，怎么混入了革命队伍。”

    吕南心里痛苦极了。想不到他服从革命需要，打入国.民党机场去做首长的勤务员，倒成了今天说不清的问题。可是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承认是特务，一承认就会追个没完，更说不清了。便说：“我不是特务，就是给gong产党做地下工作。”花班长看准了这是立功的机会：“够了，他不老实大家说怎么办？”有人喊了起来：“老实交待！”更多的人喊了起来：“老实交待！交待！”

    吕南一直没有说话。他觉得这些事在这里是说不清的。高队长显然不满意人们坐着喊：“他不说话行不行？”看到有人连喊也没喊，便说：“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看你们对国.民党特务是什么态度。”王显能突然站起来，接着有些人也站起来，喊道：“交待！不交待过不去！”有些人左看看右看看，又看看队长目光炯炯地正在瞧着每一个人，便也站了起来，围了上去。白刚最后也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大家紧紧地围住吕南以后，他也没有往前凑，只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后面。

    他和其他人相反，不怕别人说自己不积极，也不怕队长说他思想顽固。他倒是不愿意给人一个积极的印象，因为同样的命运很快就会轮到自己。而且他的处境将比吕南更坏，不管内心如何，吕南还口口声声承认知罪。既不想申诉，也不想喊冤，小心翼翼，什么话也不敢说。他呢？申诉的念头虽然暂时打消了，可是他决心不改变自己的初衷，不承认什么罪行。这样他将面临更困难的处境。所以他不能迎合队长，和别人一样去“积极”。那样很快人们就会说他是假积极，比不积极更坏。虽然当时假积极已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但是他不愿意附和那种潮流。他不愿意违背自己做人的尊严，违背自己的理想。许多人为了理想，命都丢了，既然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他肯放弃这一点，本来是可以不到这里来的。但是他还是宁肯到这里来，也不愿泯灭自己的良心。现在他对自己的选择，也并不后悔。

    “哎！你不是自己报名要当右派吗？怎么不反党？”高队长十分奇怪。

    “咦？还有自己报名要当右派的？”大家听了十分惊讶。

     高队长看大家怀疑，史自昭又不说话，便笑了笑说：“我的时候说话是有根据的，不信你们问问他，是不是自己报的名？”见史自昭不说话，队长便质问道：“是不是你自己报的名？说话！”

    “是！”史自昭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可是接着又把头一扭：“我不反党！”

    “你这人可就怪了。”高队长没有生气倒笑了，“你领导过反右，也把别人打成过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才叫右派，你是知道的。你自己报名当右派却说不反党，这话到哪儿能说得通？你的时候好好挖掘挖掘反党思想吧。”

    会场一阵沉默，尽管队长一再催促，史自昭也不再说话，这种摆肉头阵的情况要是在别人身上人们早就喊叫起来了，可是今天人们看队长还没发火，别人谁还发火？况且今天的批斗会也别开生面，自己报名当右派，这种怪事把大家带入了五里云雾中，都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大气不出心急火燎地等着听这天下奇闻了，谁还能喊叫？高队长忍不住了，打破了沉默：“哎？说话呀！怎么，哑巴啦？”见史自昭还是不开口，高队长笑眯眯地挖苦说：“怎么？也觉得委屈咧冤枉咧？别人可能这样，你不会吧？”

    史自昭被队长的冷嘲热讽激怒了，终于坚定地喊了一句：“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

    “你不是右派，为什么自己报名当右派？”高队长严肃起来。史自昭觉得理由十分充足：“自己说是右派就是右派？”

    “哎？”高队长又乐了，“自己都说是右派还不是右派？”史自昭说：“是右派得有证据，得有反.党事实吧？不是凭谁一说就是吧？”

    “你跟谁要证据？”高队长这回火了，“你的时候同情右派，抗拒反右运动。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身为反右领导不认真抓右派，却跳出来阻挡，这是什么问题？现在不敢承认了？当时那股猖狂劲呢？现在知道后悔咧！晚了，不灵咧！老百姓讲话咧，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坐不回去咧！你死了这条心吧！好了，不必在他这问题上多费时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他的问题让大家明白明白就行了。”

    可是大家不明白，不仅不明白，而且引起了更大的怀疑，陷入一个谜团：天下真有这样傻的人？自己往火坑里跳？队长说的是真的吗？他不承认反党，队长为什么不让他挖思想说具体情况呢？他真是反右的领导人？

    许多人把这当成了笑谈，对他采取了讥讽的态度。有人说：这人有病吧？有人说他傻实心了，不知道仨多俩少。白刚却对他十分同情，对他赞叹，为他深深地惋惜。他俩是大学同学，又都有志于文学，史自昭比白刚幸运，大学一毕业就分到了一个文艺杂志社当编辑，经常发表诗作，他的诗在省里已有名气。他们到这里以后为避人耳目，不敢说出这种关系。白刚对他的为人是十分清楚的，公道正派，富于同情心，是个热心肠，说他同情右派，在运动中不那么积极，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他怎么会自己报名当右派呢？这仍然是个谜。有一天中午休息时，他俩凑在一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斜躺在堤埝的阳坡上，白刚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才解开了谜底。

    反右运动来得很快，不仅右派们感到十分突然，连省、市机关的不少领导也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市文化局一把手主要还是抓工作，而是让史自昭抓运动。向市委汇报以前局长也没有认为机关运动有什么不妥，因为重要问题及每个右派定案都是局党组集体研究的。后来因为市委书记在省里汇报受到了省委严厉的批评，认为右派太少，有严重右倾情绪，市委便决心再次掀起一个反右高潮，批评许多单位赶不上形势，尤其是对文化局的批评更为尖锐。说你们那里知识分子成堆，政治工作薄弱，不少人历史复杂，乌龟王八蛋一定少不了，应该比其他机关右派更多。可是你们打的右派，不仅达不到中央要求的比例而且比其他单位还少得多，这就不是一般右倾情绪问题，要考虑你们对党中央的态度，不立即扭转被动局面，就要考虑你们自己是不是能过反右这一关。

     这已经把一把手推向了生死关头，他还能不急？回来就一再批评史自昭，而且话里话外，把责任完全推到了史自昭身上，以摆脱自己的责任。史自昭虽然内心不服但觉得运动当中，还得顾全大局，不愿和局长闹僵，只得口头上承认错误，说自己没能跟上形势。但行动上却一再拖延，运动没有多大进展，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那么多反.党的人，怎能忍心把人家推向火坑呢？但局长有上级的任务压着，怎能容忍他拖延？一个催逼，一个拖延，矛盾便逐渐白热化，一次局长把他逼急了，史自昭便说：“上级怎么逼得那么紧，这也得看实际情况吧！”

    “啥是实际情况？”局长说，“上次汇报会后，许多机关右派都翻了番，咱们没进展，这就是实际情况。”史自昭说：“不管别的单位打多少，我们这里实在没那么多。说实在的，就是以前打的右派，虽有些错误言论，但我看他们也不是从心里反.党，再打实在不够条件了。”史自昭总是劝说局长，让他顶住点压力，不必过分强求数字。

     “我们俩一起看过好几回电影。有一回，嘿！”说到这里，立刻来了精神，“我摸摸她的大腿，她没反对，我又往上摸，嘿！到大腿根……”班长制止说：“别说这些细节，交待你余罪！”王显能说：“行，不说这事了。以后她和我说：有几个小子在她回家的半路上截她。我一听，嘿，是哪些王八蛋，敢动我的人。我约了几个小兄弟，在她说的那路口上等着，正让我们遇上了，原来他们是四中外号叫‘小棒槌’的那几个小子，他们哪是我们的对手啊，我们上去一顿拳脚，嘿！他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一个劲儿地喊：‘干吗打人，干吗打人？’刚要还手，已经让我们打得鼻青脸肿。我说：‘你们也想玩黑牡丹？看看你们那个熊色！再动她一根毫毛，要你们的小命。’他们说：‘我们就没动过她。’我说：‘看看也不行。’”班长又制止了他：“交待你的余罪！”

    “这就交待。以后黑牡丹就不敢和别人接近了。有一次我把她叫到我姨家，我搂住了她，亲她，她也没咋着。我一看有门儿，就脱她衣裳，她急了：你要干什么？我什么也不说还是脱，把她脱得光光的……”班长不让他说细节：“别说了，你们发生了关系没有？”王显能得意地笑了：“那还用说。”

    “乖乖！你这是不是**？”老耿首先提出了质问,“上次我问你你说女方自愿，这算自愿吗？”王显能没想到会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害怕了：“我们俩好着咧！哪里是强.奸？”批斗很少发言的小广东梁老概对这问题也发生了兴趣：“女的根本没想和你发生关系，你脱人家衣服她抗议，不是**是什么呢？”他身体瘦小，小头小脸，和老耿一样，也是大学里一个老师，什么事好认死理，从定义、原理出发，好抠概念，所以人们叫他老概，这本是个外号，可是后来高队长也叫他老概，这外号便流行开了。今天他又在抠**的概念。王显能一听急了：“不是不是！别看她嘴上那么说，可是脱光了我一推，她就躺下了，完事她还说：这回我是你的人了，你可别变心。以后我们还干了好几回。班长，你说这能算**吗？”

    班长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却问道：“还有吗？”王显能回答得很痛快：“有！”说起这些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小王子”，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没开讲他先笑了：“还有四姑娘。这个更逗，跳着舞我那个东西撅起来了，碰了她几下，她就冲我笑，等了一会儿她说：走吧！我说：干什么？她冲我又一笑，说你装傻，我受不了啦！……”

    他正说得洋洋得意大家也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门外一声喊：“王显能！你的时候在这儿瞎咧咧啥呢？”高队长踢门进来了。王显能马上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回答：“报告队长，我在交心。”

    “你哪里是交心？是给人们开心呢！你在显摆自己，是显你能，你怎么不说说你为什么来的？”王显能说：“报告队长！为什么来的交待过了，现在是交待余罪！”他本来是立正站着，这时又两脚一碰，重新来了个立正姿势。

    “你哪里是交待余罪？是在过流氓瘾，做桃花梦。交待余罪，你怎么不深挖你的流氓思想，你们成群结队地威胁女学生，奸污妇女，还说是女的勾引你？”王显能说：“四姑娘是自愿的，她就在咱这儿的妇女队，不信你问问她。”高队长生气地说：“别说了，你们都是一路货。你显摆什么？净往脸上贴金，说说你们那做贼窝赃的事儿！”

    这话可能是戳到了王显能的痛处，他把胳膊一抡，满脸的不高兴：“报告队长！我可没偷过摸过。”高队长说：“你给我老实点！没偷没摸，你为什么来的？”王显能本来快言快语，说什么都是干脆利落，可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把他问住了。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看队长，又看看大家，然后嗫嗫嚅嚅地说：“我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呀！”

    “你们大家听听，这是个理由吗？”高队长说这句话时好像还很生气，可是说完却扑哧一声笑了：“瞧瞧他们这一家子，看看他们这几家子人家。什么的时候先是派出所把他叔叔送来了，他叔把门一锁，把钥匙交给他爸爸了。接着又把他爸爸和他送来了，他爸爸把两家的钥匙都交给他姨儿了。过了些日子，他姨儿又被送来了。钥匙没处交了，他姨儿说：反正我们几家除了锅碗瓢盆以外，屋里也没啥东西，我们这一去也不知道要三年还是五载，干脆把这几把钥匙都交给街道算了。街道居委会说：你还是带走吧，没人给你经管这个。这不，这几家子人家都到教养所了，连钥匙都带到教养所来了。你说说，都是为什么？”

    这次王显能不仅没有规规矩矩地立正，连那句精神抖擞的报告队长也免了。只是轻轻说了个我不知道，便低下了头，两只脚不停地倒换着在地上搓脚板。这种人平时从不喊冤叫屈，批判别人会大喊大叫无限上纲，好像他们自己是多么认罪服教似的。其实这也是一种伪装一种炫耀。因为在这里，只有这种人才可以在众人面前耀武扬威，才可以在队长面前异常活跃，以此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不惜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来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们爱动手打人，批斗时不让动手他也会偷偷打上几拳，如果受到主持人的纵容，那就更会大打出手。可是一旦感到他在众人面前受到了屈辱，他的精神就会比别人更加难以支撑。他本来是想藉交心炫耀一下自己的，却想不到被队长揭露了一番，显得比别人还矮了一截儿，所以他的精神劲没了，对队长那种故意显示出来的尊敬也免了。

     这一回的交心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以前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解，遇歪曲污蔑可以大声反驳，集体围攻时可以“舌战群儒”。如果不想和他们费那个劲，还可以以沉默代替抗争。现在辩解就是反抗，反驳就是罪行。“舌战群儒”？砸烂你的狗头！沉默，拳脚会让你开口。

    睡在白刚身边的小流氓王显能，是批斗的积极分子，经常参加队部里的批斗会。回来便绘声绘色地表演批斗不认罪的场面，听了都让人心寒。他经常说，再厉害的人，也吃不住我这几拳，没有外伤，不红不肿，就是让你痛得受不了。可是有人也真行，收拾他老半天，他趴到地上再拽起来，痛得捂着肚子也不喊叫。队长问啥先是说没有，后来就一声不吭。我心里说好小子你等着，我要撬不开你的嘴就算你有种！我几下子他就嗷嗷叫开了，还喊叫说你们野蛮，不讲理。

    “你喊什么？”队长说，“你不是哑巴了吗？不是不说话吗？捣什么乱？”他说：“到底谁捣乱？你们这是干什么？”队长说：“干什么？你不认罪批斗你！”他说：“有这么批斗的吗？”队长说：“怎么了？”他往屁股后指指，却啊啊地说不出话来。王显能一边说一边笑，显得非常得意，最后还说：“可好玩了。”

    “那么多人都不能让他说话，你使了嘛招数，让他又叫又闹？”老耿感到奇怪。王显能做了个怪脸，一只手在腰间勾起一个指头，往前一杵又一勾，白刚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儿，老耿却笑了笑说：“乖乖！你小子抠屁眼儿啦？”

    “我隔着裤子就给他抠进去两个指头。”王显能得意地笑了。老耿伸出两个指头点着说：“你小子真够缺德的！”王显能脖子一挺眼一瞪理直气壮地说：“缺什么德？斗阶级敌人，什么手段不能使？谁叫他不老实了！”

    “你老实吗？”老耿笑着反问说。王显能轻松地说：“我就是好打群架那点事，交心时都说了。”老耿说：“都说了？我不信，偷过没有？”王显能瞪起了大眼睛：“绝对没有！有那事是大闺女养的。”老耿穷追不舍，笑得更滑稽了：“操过大姑娘没有？”一提起这事来王显能也乐了：“嘻！那还算个事儿？”可是接着又瞪起眼睛郑重其事地说：“我们那可是她自愿的，算不上**。”

    白刚非常羡慕这些人在这里还说说笑笑，可是他满腹心事笑不起来。原来以为离开原机关就会有说理的地方，谁知到了这里不仅没法讲理，竟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他的心凉了，面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自己该怎么办呢？看来只给你留了一条路：把尊严、人格、良心等等，都扔到大海里去，扔得越远越好，永远不再回来。让正义、真理等等也滚得远远的，不要和他们沾边。要不惜低三下四，见人装孙子，把屎盆子使劲往脑袋上扣，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要悔过认罪，要痛哭流涕，捶胸顿足，以表示自己的真诚……

    可是那我还是我吗？命是保住了，今后的诸多批斗，也可以一了百了，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斗别人。可是那还算个人吗？

    不如此，看来只有等着砸烂你的狗头了。砸烂了吃饭的家伙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做人？你追求的正义、真理还上哪里去找？你等待的平反还怎么去争取？交心这一关，真是把他难住了，痛苦得无以自拔。

    班里的交心已经进行几天了。同样的交心，气氛却完全不同，心情也各式各样。有的痛哭流涕，痛心疾首，但又好像做戏，没有人感动，更没有人同情。有的顽固不化，闹得大家大喊大叫，最后落个鼻青脸肿。但人们喊完了打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说笑去了，并没有什么气愤。有的人交待问题却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不仅自己高高兴兴，连大家也是欢欢喜喜。最让人开心的要算王显能的交心了。

     王显能在中学里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一米七几的个头，细长的身材，浓眉大眼，十分英俊。而且能说会道，巧于心计，所以颇得一些女孩子的欢心。可惜他这副漂亮的外表，没有引他走上正道，却使他在流氓活动中发挥了威力。他厌弃学习，不思上进，最后竟整天陷入为女孩子争风吃醋、打架斗殴的境地。终于成了小流氓集团的头目，被劳动教养。他是抢着要交心的：“班长，班长！我说我说。”

    他的情况会上会下花班长已经听过不少了，知道他说的又是那一套，本来花班长也是愿意听他说那种言情小说似的情节的，可是现在是交心，要是冲淡了会场的气氛，万一队长来检查那可受不了，便说：“你不是说过了吗？让别人说吧。”王显能说：“刚来时我有顾虑，说得很简单，我有余罪我交待。”

    交心时领导要求不仅要检查自己原来的罪恶，特别强调深挖余罪，坦白新问题，这才是交了真心。他说有余罪，班长只好让他说了。王显能说：“我吧，以前只交待了和几个人打过几次群架，实际上我们不光打架，为啥打架，都是为争几个女学生。女中有个黑牡丹，挺漂亮，挺风流。她家离学校挺远，一放学我们就在离女中不远的地方等着她。她骑车一出来我们就跟上了。起初她躲着我们，我们几个人就故意围上她，拿车把碰她。她以后就给我们说开好听的啦，还答应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选择从严的道路。” 白刚回答很干脆。

    “你怎么这个态度？还抱幻想，认为不能处理你？”

    “不！我相信会处理。”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告诉你，对抗运动，是死路一条。”

    “死路我也认了，我宁可下地狱。”

    “你以为不能送你下地狱？”全业兴生气地说，“你再顽固下去，就送你下地狱。而且我还告诉你，知道不管怎么处理你，你也会不服气，我们准备和你打十年官司。”

    白刚马上喊叫说：“我的问题不解决，我准备打一辈子官司。”

    白刚知道这样做没有好结果，但他对机关领导已不抱幻想。他知道不管他说什么他们也会把他整成反.党集团头目的，只不过承认他们编造的“罪行”处理会轻一些。可是那样一来就没有弄清问题的可能了，这时他还幻想，省委批准，还有党中央，还有毛主席，问题会很快解决。即便解决不了，也不会顺从别人的意志编造假情况。

    他这种犟脾气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经过长时间的批斗，白刚的态度没有改变。领导本来决定把他们夫妻俩送农场监督劳动。处分决定都印好了，就等开除他们党籍以后就送走。

    白刚却不知趣，异想天开地在党员大会开除他们党籍表决时行使他党员的神圣权利。念到反对的举手时，全屋子的人都静悄悄的，只有他故意高高举起右手，以示抗议。

    这神圣的一票，一点也没有显出什么神圣，只是惹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于是早已印好的处分决定，又用钢笔重新进行了修改。

    对右派的处理按问题轻重程度和态度好坏分为六级。最轻的是免除职务还保留原工资，然后是降薪、降职、监督劳动、开除公职等，最重的第六级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对白刚的处理，就由监督劳动改成了最重的第六级。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社.会主义，拥护gong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现在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这以后，还在“鸣放”，但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帮助党整风，而是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为反右作准备了。

    反右一开始，积极鸣放的人心里都敲小鼓了，白刚心中却非常宁静。鸣放时自己没说什么，怕什么？他想都没想过自己会和反党联系在一起。

    他哪里知道，一张网正在悄悄张起，而且这张网的中心，正罩在他的头顶。令人奇怪的是反右开展很久以后，几十个人的机关已揪斗了好几个人了，但仍然没有他。只是让他坚持日常工作，不让他参加批斗。后来干脆把他抽到省委工作组到农村搞“鸣放”去了。

    其实这是一计：这次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又是全业兴，他深知白刚这个人是块硬骨头，不好啃。“肃反”运动中被整得那么厉害，他什么问题都没承认，最后竟连个检查也不写，闹得领导十分难堪。这次“鸣放”时又有许多人为他鸣不平，那次鸣放汇报会上自己的尴尬处境他还记忆犹新。就是这个白刚，使领导一次次陷于被动，抓右派他当然首当其冲。

    可是全业兴知道，他群众关系好，这次“鸣放”又没有什么过激言论，直接从他身上开刀，肯定又是僵局。可是放过他，领导在群众眼里不是威信扫地吗？而且从“肃反”运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和领导一直是对立的，对自己更是仇恨的。他在机关很有影响，留着他对自己来说就是个祸害。而且反右各机关都是有指标的，不抓是不行的，既然如此，不抓他抓谁？所以决心端掉这个顽固堡垒。

    机关已经揪出的几个人都是和白刚关系较好又积极为他鸣不平的，包括他的妻子。揪出这些人，就是为解决白刚作准备。他们不会像白刚那样顽固，所以便从“薄弱环节”开始了。白刚被派到农村以后，被批斗的人的主要问题便集中到一点：“鸣放”时为什么你们都为白刚鸣冤叫屈？你们是受人指使的，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问题所指已经很清楚了，这几个人虽涉世未深，心里也明白是说谁。起初还僵持着，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批斗终于有人坚持不住了，看到反正是过不去，便承认“鸣放”发言和白刚商量过。就这样机关挖出了“反党集团”的消息马上见报了。

    白刚这时还在省委工作组工作。他一看这个消息就明白了。名单里有他的妻子，而且说得很清楚，她受她最亲爱的人主使等等。很明显领导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已把他定为“反.党集团”的头目。这使他十分气愤。就是判决一个罪犯，也得先问问口供，听听本人的陈述才可以定案吧！怎么能连情况都不问，本人还不知道就定案见报呢？

    很快就把白刚调回了机关。全业兴立即找他谈话。昔日这个让他头痛让他讨厌使尽全身的解数不仅没能治服他而且屡屡使自己处于尴尬地位的这个死对头，今日终于成了自己的阶下囚。

    “肃反”中自己稳操胜券的事，满可以在众人面前玩一个“瓮中捉鳖”的游戏，结果倒让他的伶牙俐齿转败为胜，使自己闹得很被动。“肃反”中搞了他半年多，竟一无所获，最后想找个台阶让他写份检查便可以恢复他的工作，而且告诉他只随便检查一下个人主义、对领导有些不满就可以。

    他就是不写，还说到底谁该检查？是领导搞错了，让我写什么检查？就这样公开和领导对立、叫阵，多关了很多日子，仍然不回头。最后只有让他暂时工作，不了了之，闹得群众对领导意见很大，对他倒很同情。

    反右来得真及时啊！现在好了，群众终于觉悟了，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他们两口子已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不过他终究是机关的老人了，而且他在机关中有些影响，有人未必在心中都和他划清了界限，领导班子中有人也以为他是个人才，处理太重也有不同看法。所以还是要争取一下，不要让他走极端。

    全业兴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现在是志得意满，意气风发，既十分严肃，又充满了大将风度。两个相处十来年的同事、战友，几个月不见，没有一句寒暄，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但语气却十分温和：“我想报纸上那个消息你肯定看到了，一定仔细研究过了吧？”

    “还用研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冲着我来的嘛！”白刚虽然声调不高，却充满了气愤。

    “不要那么大火气嘛！看在咱俩多年相处的份儿上，我劝你这脾气要改一改，不然要吃大亏的。”全业兴然后提高了声音说：“你从报纸上知道了自己的问题也好。今天我坦率地告诉你，你的问题省委已经批准了，公开见报了，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我知道你铁嘴钢牙，十分顽固，可是任凭你有十张嘴也翻不过来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承认错误，处理可以很宽很宽，咱们还可以在一起工作；不承认，只有从严处理。”他几乎是喊叫说：“我告诉你，会严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然后又十分宽厚温和地说：“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不要你马上回答我，希望你回去认真考虑考虑。”

     生活关虽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但是对白刚这种所谓不认罪的知识分子来说，生活关倒不是最难以忍受的，有一个“苦”字也就到头了。最难过的还是改造关中的交心关，这是对人心灵的折磨和摧残，使人丧失理性，泯灭良知。是对人们内心中仅存的一点人格尊严和独立精神的一次彻底扫荡。

    交心，曾是多么崇高和美丽的词儿。而且白刚也曾对此坚信不疑身体力行。他认为作为一个心地无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苦难祖国的gong产党员，是无话不可以和党讲的。不管是地下工作时期还是在解放区以及进城以后那几年，他都是这样做的，得到的是温馨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你的幼稚没人耻笑，你的隐私没人宣扬，对你的错误，得到的是入情入理的分析，不用担心被人用来作为攻击你的箭矢。可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变了，许多美丽崇高的词儿包括交心也突然变了味儿。

    白刚在交心上是吃过亏的，在这一点上的体会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在“肃.反”运动中，白刚被怀疑为“胡风分子”。怀疑不要证据，只要认为可疑就可以关起来，让你交待问题。并且翻箱倒柜把他办公室和宿舍都搜查了一遍，找到的惟一重要罪证，就是笔记本上那句话：“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写学生、教师、青年知识分子。……”全业兴认为可抓住了白刚反对写工农兵的罪证，比胡风还胡风。经白刚反驳后，不但没成白刚的罪证，反成了他的笑柄。但是主持批斗会的人，总会想出新点子来，绝不会就此罢手的。

    有一天全业兴在批斗会上突然问白刚：“你和你老婆都议论过领导什么？”“没有啊！”全业兴冷笑了笑：“你还不老实，你老婆都交待了，某一位领导的肚子……这事有没有？”

    “有！”白刚笑了，心里说，这算个什么事儿？何必转弯抹角地费这么大的劲？便说：“一天在院里聊天，我看劳常同志的肚子太大了，便拍了拍他的肚子说：你看这大肚，该注点意啦！”全业兴没露声色，只是微微点点头说：“好！还说过别的领导什么？”

    白刚觉得现在是搞反.革命问题，怎么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便说：“在这种会议上，说这些干什么？”

   “向党交心嘛！什么话都应该向组织上讲嘛！”全业兴微笑着表示出一派真诚的样子。白刚说：“现在又不是党的生活会，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全业兴拉着长音慢声慢语地说：“有什么意义你不用管，什么会上都应向党交心嘛！组织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害怕，难道你还不相信党组织吗？”

    白刚的毛病就是最怕激将法，觉得这类问题有就是有，有什么可怕的？便又说了某某同志从苏联回来戴了一副大墨镜，他和老婆说过：戴那个干什么？像瞎子一样。还说过某某同志开会时就睡觉，可能有病吧？迷迷糊糊的。全业兴还一再追问，白刚说没有了，他觉得这事说完也就完了。

    第二天一开会，又让他交待，白刚不耐烦说没有了。全业兴的脸色马上变了：“那你说说给领导起外号是什么目的？”

    “我没有起外号，那只是随便说说，有什么目的？”白刚非常惊讶，他们怎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全业兴声色俱厉，完全不是昨天动员交心时那副笑模样了：“能够有没有目的的事情吗？你给所有的领导都起了外号，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从此就对白刚追个没完没了。从他这里挤出一点去诈他老婆，从他老婆那里挤出一点又来追他。他真后悔自己太天真，交什么心？说出什么来，只能给他们提供炮弹。他们对问题的分析也不想实事求是，根本没理可讲。想整你你就越说越说不清。反正自己没问题，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从此白刚沉默了，不管全业兴说什么再也没能撬开他的嘴。

    当然他为这种态度付出了代价，搞清他没问题以后，仍然把他看押很长时间，直到1956年，有问题的人早都“解放”了他才“解放”。不过终究没有搞出什么问题不了了之，做了没有问题的结论。

    尽管是有惊无险，他在交心问题上，也不得不留个心眼儿了。所以不久以后，1957年上半年的整风“鸣放”中，许多人都热烈响应号召，大胆鸣放，不少人言辞还十分激烈。机关鸣放时，领导又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交心，畅所欲言，不发言领导便动员发言。白刚对“肃.反”中长期被关押批斗，知道没问题了仍然不给他做结论，在他多次要求下做了没问题的结论，又不按政策规定向群众公布，都很有意见。但是他从机关这一连串的行动来看，知道提意见也没用，领导是不会承认错误的。“肃反”中和领导对立，关系已经很紧张了，再提意见关系只会更加紧张，所以什么也不准备说了。只是一些人一再劝说，“肃反”时斗你那么厉害，你就没意见？为什么不说？他才不得不说：“那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还说他干啥？”

    整风“鸣放”过去以后，便开始了“反右”。

    不是号召“鸣放”吗？怎么“鸣放”一完又抓“右派”进行批斗呢？许多人表示惊讶，根本没想到。

    其实在“鸣放”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便察觉到有了问题，认为事情发生了质变。写出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在党的高层中传阅。

    “你不是老右？”吕运隆有点奇怪。白刚没有直接回答他那个问题，只说他第二个问题说错了：“我不是班长！”吕运隆说：“咳！那不算错，当班长那是早晚的事儿。”他停下了手里的操作，小眼睛一转又说：“你是刚来的吧？”白刚点了点头，笑了。吕运隆得意地说：“嘿！你看咋样？”他又拍了前面光屁股一巴掌，“又直腰了，撅着！”然后对白刚说：“咱这眼力？看问题没错儿，一看你就是当班长的材料。”

   “妈.妈.的哪来的屁？”老耿说：“俗话说屁者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现在咱吃的嘛？哪有五谷，一谷也不谷，一半子谷糠。肚子里有油水才放屁，现在肚子里不用说没有油，连水也让谷糠给吸干了，哪来的屁？就是有屁也让你放不出来，你看把屁眼儿塞了个结结实实，水气不通，你还放嘛？真正是改造好了，自己把屁眼儿塞上了，有屁也不放。”这人低着个头，把屁股撅得高高的，还不时扭着脖子歪着脑袋向上望望。老耿平时说话就特逗，现在掏着屁股还用浓重的天津口音说着笑话。

   “别动！”吕运隆又朝屁股上重重拍了一掌：“你还说改造好了？这个口儿给你堵上了，那个口儿又冒毒气咧！肚子难受得死去活来还叨叨个没完没了，让你上下口通气儿敞开儿放还不天下大乱？”老耿说：“妈.妈.的！下头那个口儿憋着，上边这个口儿再憋着，还不把人憋死？”

    “老耿！你小子又冒啥毒气呢？”这时一个东北口音的小伙子来了。老耿头也没抬说：“乖乖！谁的裤裆破了又把你露出来了？不用看就知道是你小子赵义。”赵义说：“你们看看，这还是大学老师呢！说这话，也不顾个脸面。”他以前是个军官，彪形大汉，大方脸，大嘴，嘴角往两边咧着。老耿说：“妈.妈.的，整天撅着屁股让人掏，还顾嘛脸面？”

    “着啊！要啥脸面。”这话投了吕运隆的心思，他洋洋得意地说：“到这儿了也不用说你是教授、军官、科长、处长，我是小偷、流氓，爷儿俩比ji巴一个屌样。到晚上都得撅着屁股上我这儿求救，还想要脸面？”他觉得以前你们这些人瞧不起我们，现在咱们平起平坐了，你们还得听我摆布。

     他在这里很活跃也很热心，除了不断逗人们发笑以外，还大包大揽地主动给人掏屁股。看见白刚犹犹豫豫地站在那里，便说：“同学！你还愣着干啥？脱裤子吧！没人给你掏我给你掏。别害怕，保管手到病除，伤不着碰不破，我都成了掏屁股专家啦！”白刚心气不顺不愿多说话，没有理睬这位热心人，心里说：“就这么个办法，还不如找个地方自己解决呢！”那小伙子见白刚没有回话，也并不介意。便扭过头去对医生笑了笑：“郝大夫，你信不信？干这活儿，我比你技术高明。”

     “那你就每天晚上到这儿上班吧！”郝大夫说,“这里正缺这么个人呢！”吕运隆说：“上班可以！你给点啥报酬？”郝大夫说：“你这是什么思想？看来你这私心也改不了啦！只讲奉献不问报酬嘛！你没听说吗？连工资制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啊！可能连干部的工资制都要取消了，你掏掏屁股还要工钱？”郝大夫半认真半开玩笑，同时听得出来对资产阶级fa权也是一种讥讽。

    “说这种话的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吕运隆一本正经地说,“给我个大官当当，我也不要工资。”郝大夫十分认真地说：“喂！你可别瞎说呀！这可是大人物说的，报纸上都登了。小心打你个资产阶级右派，给你个双料帽子。”吕运隆仍然毫无顾忌：“嘿！你们都怕当资产阶级，我正想尝尝资产阶级是啥味哩！可惜呀，从我妈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没离开一个穷字，总是个响当当的无产阶级。”

    “你还羡慕资产阶级？小吕子，看来你还得改造个三年五年的。”这时人们都认为在这里不会改造时间太长，顶多一年半载，三年五年简直不可想象。所以郝大夫使劲往长里说才说了个三年五年。谁也不会想到，许多人后来竟在这里度过了十几年的漫长岁月。

    吕运隆笑了笑：“三年五年怕啥？告诉你吧大夫，我是无利不起早，私心一辈子也改不了。”郝大夫为他这种坦率感到吃惊：“你还想在这里关一辈子？”吕运隆说：“关一辈子？”说着他又往眼前撅得老高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别直腰，撅高点。”然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对大夫说：“这爷们儿在这儿呆腻味了想走就走。”郝大夫说：“吕运隆！你小子小心关你的禁闭。开什么玩笑，越说越没谱儿了！”他为这个小伙子公然暴露有逃跑思想担心，所以故意说他是开玩笑，给他打掩护。

    “开玩笑？当着队长我也敢这么说。”谁知吕运隆虽知郝大夫给他打掩护，却不买他的账，“其实队长们心里也明白，你看一到批斗的时候就让我们这号人打头阵，净说好听的。什么你们出身好，和右派***不一样，他们是敌我矛盾，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我批斗再积极，劳动再好，他也不敢让我当班长，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怕我们鞋底抹油——溜啦！”

    他看到白刚还在一旁站着没走，正在津津有味地听他说话，便说：“我一看这就是一位老右(右派)哥，是班长吧？”白刚笑笑说：“你倒挺自信的！”吕运隆说：“嘿！咱这眼力看问题没错！”
 

    “恰恰你猜错了！”白刚一进来看到这里的情况，心里很厌烦。终究来的日子还短，自尊心太强，知识分子架子还没放下来。再难受也不好意思撅着屁股，当着这么多人随便让人乱掏。他本来要走了，可是一听这小伙子的谈话很有风趣，便留了下来。

    白刚原来以为只要离开原机关，就可以说理，就可以自由，谁知道整到了这样一个鬼地方。不仅没有任何自由，而且每个人还都要过好几关。从大的类别来说，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改造关。每一关又有若干具体关口，每一个考验都是难以通过的。《三国演义》中关公过五关斩六将传为千古佳话，只要有高强的武艺，闯关时也只是战上几个回合，瞅准了机会，手起刀落，便把对方拿下马来，也算容易了。但这里纵使你有三头六臂，每一关也都要经过长期的磨难，且战且走，伤痕累累脱下几层皮，才能勉强通过。有的队长讲话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到了这里，不死也得让你脱几层皮。”

    就拿生活关中的吃来说吧，不仅是工资少了(每人还有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的工资)，伙食标准低了，而且在标准之内还故意给你一种人为的磨难。这里供应的粮食是农场自产的大米，但领导不怕交通困难，到几百里之外把大米换成谷子来供应这些人。不排除在这种交易中有些人会得到一些分外的利益，也不排除一些部门凭藉权威捞取一些好处。因为那个时代大米在城市中也是稀罕之物，供应极少。不管内中有多少情由，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故意不让这些人吃大米，让他们过生活关。

    万队长在这问题上曾作了一次精彩的讲话。这个队长官儿不大派头儿不小，权力不大脾气不小，文化不高新词儿不少。这里的队长大部分是从农村调来或是从公安部队的排级干部转业来的，级别不高，文化很低，个别的是刚参加工作的中专生。万队长是个中专生，觉得有文化，很有些优越感。别的队长在出工前训话，都是说上几句就走。可是轮到他讲话却好像是面前千军万马，很有大首长的派头。开头儿还要来一句开头语，这句开头语使他很费了一番心思。一般首长作报告首先是拉长了声音招呼一句“同志们……”。可是对这些人不能叫同志，招呼什么呢？首长讲话也有时说“在座的各位”，可是现在是在广场上，也不能叫在座的，当然更不能称各位。可是从在座这句话却启发了他的灵感，发明了一个新词儿。万队长讲话之前总是先咳嗽几声，然后连续说几句：“站好站好站好。”然后清清嗓子，才扬起头来大声招呼一句：“在站的们！”

    这句话还真管事儿，原来人们精神很不集中，对这种讲话向来没人重视，可是听了这句话，都立即站好听他讲话了。想不到这句新名词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接着说：“在站的，你们听着，有人嫌这儿生活太坏，告诉你们，以后就别想有好生活了。到了这儿，首先要让你们过生活关，大米白面，从今以后不用想，你们不配！在站的，告诉你们，供应的是大米，就是不给你们吃，换成了谷子面，这也是对你们的照顾。不少贫下中农，现在还吃糠咽菜呢！有人说吃谷子面拉不下屎来，你怨谁？怨你们自己作孽。以后谁要是再说吃谷子面拉不下屎来，就是散布不满，就是反动言论。”

    别看他这新名词儿稀奇古怪，他说的话可挺顶事儿，真没有人公开反对吃谷子面了。只是解大便的时候人们却都犯愁，一个个龇牙咧嘴哼呀咳的使半天劲才能拉下几个驴屎蛋般的球球来。能拉下来也算是幸运了，有些人拉得顺着屁眼儿流血可是那屎蛋儿就是死活不出来，这样就得活活憋到晚上到医务所让别人去掏了。

    白刚新去的一段时间里，大便虽然也困难，却没有难到这种程度，因为肚子里还有点油水。可是仅凭肚子里的一点存货，当然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不久白刚也到了龇牙咧嘴拉上半个小时也拉不下来的程度，晚上只好也去医务所。好在这时农活忙了，晚上坐在床头反省不允许随便走动的制度早已自消自灭，到医务所或厕所，可以随便了。这是他第一次进医务所。去的时候想的挺好。找医生说说，给点什么药吃，让医生拿专用工具掏一掏。

    到里面一看就傻眼了。只见屋子里挤满了人，不少人脱了裤子撅着屁股让别人拿小棍儿在掏屎，只有一个医生靠在桌子上看着。白刚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让病人互相掏呢！可是既来了，他仍然想找医生说说，便向医生走去，还没等他发言，医生却说话了：“什么事？是不是也拉不下屎来？看见了没有？互相帮忙，自己解决。”医生笑了笑说了句笑话：“要自己解放自己嘛！”白刚说：“这也不是个办法，拿小棍儿乱掏，捅破肛门怎么办？就没点什么药吗？”

    “要药？那得多少？这也不是吃一回就可以解决的。要是天天给你药吃，还不如给你吃大米白面省钱又省事。你将就点吧！”说完，把头一扭不再理他了。两手抱着肩膀对大家说：“快点啊！明天一早还要出工呢！你们出工我也得出工。喂！喂！用纸接好了，别掏一地，赶明儿医务所就成厕所了。其实你们自己在宿舍里也能掏，非都上这儿凑热闹来。”“宿舍里人挤人，床底下都是筷子碗，怎么掏？有地方吗？”不知是谁回答了一句。医生说：“那就上厕所！”

    “别逗了，两个人在厕所里脱裤子撅屁股的，还不说我们操屁股啊！小报告上去，那可受不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说这话的小青年叫吕运隆，原来是个小偷。小伙子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眉清目秀，很是机灵。和众人不同的是他脸上没有一点愁眉苦脸的样子，小嘴抿着，带着一种讥讽的微笑。乐呵呵的，一边说说笑笑，一边给一个人掏屁股，还不时地拍一巴掌：“撅高点儿，眼子向上。你唉呀啥？这点事儿都受不了，你那出息哪去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你们的大队长啊！”老秦也有些奇怪，这里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怎么他竟然不知道呢！他还不知道白刚这是第一天出工。白刚听说他是大队长，真是喜出望外，这时他马上又想起了压在他心里的那个疙瘩。便说：“我的问题是别人捏造的，不是事实。我已经向那个小个子高队长提出了，要求找这里领导，我要申诉，行吗？”老秦说：“已经提出了，他们会向领导汇报的。不会有结果，我劝你以后不要提了，还是安心改造吧！这里不认罪可是大问题。”

    他们说着走着，前面的人已经有人背着苇子回来了。秦大队长规定每人背一捆，一捆苇子有一抱多粗，三米多高。这项劳动是临时决定的，没有绳子没有工具，有的背着有的抱着。不管背着抱着，风太戗根本走不动。苇子又滑，想合拢抓紧，两手又够不着，抓住一把一使劲就抻出来了。抻出几把，捆儿一松就散了。所以没走多远一路上就都是散了捆的苇子。秦大队长一看这情况便对白刚说：“你别去背了，背了也得弄散了，你就在后边拾这些散的吧！咱们往回走。”

    这本来是秦队长对白刚的照顾，可是白刚这人干什么事都很认真，总看自己抱得太少，又觉得丢在路上的许多苇子可惜，便走几步拾一堆，使劲往怀里添。觉得是抱紧了，大风一吹，两手搂不住一会儿又都散掉了，他又重拾。秦队长看了以后说：“抱点就行了，风这么大多了你抱不了。”这时白刚才知道这是秦队长的好意，并不在乎抱的多少，心中非常感激：“以后就靠你多照顾了。”秦队长说：“不照顾还真难过得去啊！”他看了看周围没人，又嘱咐说：“和谁也不要说咱们认识。”

    白刚有些迷惑不解，过去虽说和秦大队长有过接触，谈不到什么私人感情。经过反右运动，许多人视右派为洪水猛兽，即便心中另有看法，表面上也不敢和你接近。秦大队长经历了这个运动，现在又成了这个专政机关的大队长，为什么对自己还这么照顾这么坦率？没有一点冠冕堂皇的话，这不令人奇怪吗？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老秦在反右运动之初，也和许多人一样，对报刊上公布的右派非常气愤，恨得要命。可是运动展开以后，几乎每一个机关都揪出了一批反党反****分子，他内心里就有些怀疑了：他多年做内部保卫工作，对社情和机关内部情况是十分清楚的。虽然有敌特存在，但在党政机关内部，基本上是可靠的，怎么会一下子出了这么多阶级敌人？尤其是公安厅内部，也揪出了十几个右派，他更想不通了。他来公安厅是较早的一个，这些人他都了解，怎么就为提点意见和领导有些不和就成了阶级敌人？尤其是批判到他们处的洪雪梅时，他不仅不斗争还直接去找厅长，表示不同意。厅长警告他说：“这次运动对每个人的考验可不比从前历次运动，出身好、老资格不谨慎也不能幸免。省委副书记钟成怎么样？他分管统战工作，定一个老民主人士右派他反对，说人家提的意见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对于多年和我们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要保护，不能给人卸磨杀驴的感觉。就因为说了个‘卸磨杀驴’他自己成了右派，你不知道吗？”

    老秦说：“他说的那终究是民主人士，过去的***高官。可是雪梅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还不了解吗？就为几句话定为阶级敌人我想不通。”厅长说：“你的脾气我知道，可是你要记住，一个党员应该是党的驯服工具，这次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你不能有任何怀疑。”没等厅长说完，老秦便急着把话头抢了过来：“驯服工具也不能不辨是非，不讲真理吧！”

    “不许你再说了。”厅长火了：“谁不辨是非不讲真理？是说党中央还是说厅里？”他在解放区时就是老秦的领导，进城后又是他把老秦调到厅里来的，所以老秦对厅长谈话一向是直来直去，厅长对他也多有照顾。可是今天这种情况有所不同，厅长觉得他走得太远了，要是放在别人身上，会立刻惹火烧身的。对老秦不忍心那样做，可是也不能不警告他。

    《劳动教养条例》公布以后，省里要组建一个大型劳动教养所，需要调一批人，老秦便被下放了。一起下放的还有几个人，公开宣布是为了抽调一批骨干，但对于老秦，厅长则另有考虑。知道他这人的脾气认准了的事情不容易转弯子，让他留在机关一旦烧到他，他做厅长的也保护不了。老秦心里也清楚，这次下放仍然是老领导对他的照顾。

    今天的劳动是整修毛渠(稻田里灌水的小渠道)，一开始干活，便是班长掌握了。这时队长们都不见了，不是到附近工棚里聊天，便是到斗渠的南坡，背风向阳的地方避风。这你也不能麻痹大意，偷着磨蹭会儿还行，千万不能像电线杆子似的在那儿戳着，不定什么时候队长便会从工棚门口或是从堤顶上张望，看见你戳着就该倒霉了。有人本来干活很好，就是队长张望的时候歇了一会儿，便被大批一顿。这里人们都知道：不打勤，不打懒，单打不长眼。

    队长们走了以后，花班长便借检查质量的名义，到每个人劳动的地段去看看。其实像这种活各项质量要求都很具体，又是一眼可以看穿的，等干得差不多了再检查也不迟，花班长什么工作总是不断检查，明面上是对工作负责，实际是借机偷懒耍滑。不过今天他倒是有个特殊目的，就是要到白刚这里看看，告诉他这里“单打不长眼”。

    白刚虽然刚来，但队长的脾气他是知道了。他就是一个“不长眼”。他的“不长眼”不是没有这种心计，而是不服气，没有防人之心。班里要是多了几个“不长眼”，不光是他们个人倒霉，而且会给班里尤其是给班长带来很多麻烦。像今天发生的事情，就让班长为难。队长让“帮助帮助”，怎么“帮助”？不“帮助”不行；“帮助”轻了不是，重了也不是。轻了，要是有人打小报告说你包庇，甚至说你“欺骗政府”，你受得了？重了，你就得整出个样儿让大家瞧瞧。今天要是别人他会顺水推舟，斗出个样儿来，既可以在批斗中打出自己的威风，又可以给领导一个积极的印象。可是对白刚，他觉得这人有那么多钱，很有点来头，而且人家很大方，给了自己那么多馒头，以后也许有用得着他的地方，所以真觉得不好下手。他怕白刚思想不通，产生抵触，劳动上再惹出事来让队长抓住，就更麻烦了。

    他原来担心白刚这人认死理儿想不通，干活走神儿，站着愣着，或者不会干，出不了多少活儿。可是到跟前一看，这么冷的天，他却满头大汗，闷着头儿一个劲地干。活干得很实在，只是进度差点，活也不漂亮。便说：“干这活儿要有点窍门，像那渠底深浅差不多就行，不用向深地方看齐。用锨铲铲见个新茬儿，两边有个棱线就行了。那样不费劲，既出活又漂亮。你看你费了这大劲儿，进度还不行，不用这么认真，挨累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两人正说着，突然来人通知说，水稻育秧地夹“风障”(为挡风保温育秧地四周夹起苇墙)急需苇子，队长让大家都去背苇子。他们跟着人流走了几里路，还不见苇子在哪里。这里风大，干活时不显，不干活了西北风吹着，走在路上轻飘飘的，马上便觉得透心凉。每个人都裹紧了棉袄，戴好了棉帽子缩着脖子往前走。走着走着从路旁大沟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你不是白刚吗？”“是啊！”“你怎么也来了？”

    白刚望了望他，有些张口结舌，遇到这种情况，白刚往往不知说什么是好。对方看到了白刚的难处，便猜了个十之八九，便说：“右派吧？没什么，摊上了，心放宽点。你还认识我吗？”白刚说：“当然认识，不是老秦吗？刚一进城咱就打交道，还忘得了！”

    那是几年前的事啦。1949年进城不久，白刚主管古城的学生工作。那时市里十几所中学组成了一所联合中学。分散上课统一管理，白刚兼任这所中学的领导职务。当时学校政治情况复杂，公安机关需要弄清情况，派人和白刚联系，不要找教师学生谈话，以免引起动荡。老秦那时是古城公安局的科长，开始他俩直接联系。后来由于老秦很忙，便由他们科一位女同志专门和白刚联系，为避免两人经常接触引起人们的猜疑，这女同志与白刚以表姐、表弟相称。但有时仍和老秦一起研究，只是后来白刚调到省里，老秦也离开了市局，他们便没有联系了。白刚问：“后来你到哪里去了？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调到省公安厅了。”“那个女同志洪雪梅呢？我的那位表姐？”说到这里白刚和老秦都笑了。

    可是老秦很快又收敛了笑容，神情悲怆地说：“她后来也调到了省厅，这次也打成右派了，两口子都成了右派。”老秦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小声说：“她就在这里的妇女队。她男的在唐口洼农场劳动改造呢！”

    “为什么？”白刚有些奇怪，他认为哪里有右派，公安厅也不会有右派。那是共和国的卫士，都是忠诚可靠的人。而且那女同志，年龄不大，却是老公安。虽然也算是知识分子，但是在解放区上中学一直没离开解放区，根红苗正，怎么也成了右派呢？

    老秦比白刚成熟得多，到底是经得多见得广，他丝毫也不觉有什么奇怪。却反问白刚说：“你还问为什么？这问题怎么能说得清。党内一下子出了这么多阶级敌人，有些部长、省长、省委书记比她资格老不老，功劳大不大？不一样成了右派？好好改造吧！”

   白刚看他的样子像干部，问道：“你是调这里工作的吧？什么时候来的？”

   “去年，反右后期便下放了，比你们来得早得多。这地方你可要注意，经常是大风，冷得受不了，要有个精神准备。”他说得很坦率，这人是个直性子，做了多年公安工作，办过许多复杂的案件。可以说是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斗智斗勇，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是待人接物却是直来直去，对同志不动心计，十分诚恳。

    白刚不说了，这扯得上捣乱吗？他觉得现在根本没理可讲，只好听着吧。但是心里不服气，所以身子扭着，脑袋歪着，两只眼斜瞅着队长，一条腿弯曲着伸到了前面。队长见他这种样子，又来气了，大声说：“你给我站好！不服气是不是？你们以前乱说乱道惯了。告诉你们，到这里来可不一样了，以前你们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现在是让你们怎么着，你们就得怎么着。以前你们是想说啥就说啥，现在是不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必须给我闭嘴。你们放明白点，这里可是专政机关。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他本来是借白刚这件事训斥大家的，这时又把脸转向白刚：“你是哪班的？”白刚说：“三班。”队长说：“三班长！晚上回去好好帮助帮助他。”花班长赶紧站起来，两脚使劲一碰，魁梧的身躯挺得标杆溜直，挺胸收腹，来了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高声说：“是！万队长！晚上一定认真帮助他。”

    帮助，本来是一个美好的词儿，是一个令人觉得温馨的词儿，但是这里的帮助，不说让你心惊胆战，起码也让你心神不安。同样是帮助这两个字，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是在批斗会上，让你承认什么你不承认，主持人说：“帮助帮助他！”那便是战斗的开始，轻则推推搡搡，众人站在四周让你摇煤球儿转饸饹圈儿，重则拳打脚踢，弯腰折臂，甚至打倒在地。现在这种场合，队长说帮助帮助则含义广泛，既包括开导教育，批判说“理”，当然也包括全武行的批斗。队长发了话，采取什么方法，晚上演哪出戏就在班长了。

    到了工地，一个老头正在烧开水。烧的是潮湿的稻草，光冒烟不起火，看来他很着急，所以趴在地上一边用木棍拨火，一边用嘴吹火。他穿着一个黑色灯芯绒的半截棉大衣，戴着一个棉帽子，两个帽耳朵捂得紧紧的，只露着一个满脸胡须的脸。穿得那么臃肿，撅着个屁股躬着腰，匍匐在地上成了一个半圆形，天色朦胧中好像一个大刺猬趴在那里。看来他已烧了很长时间了，队伍刚到水就开了。他坐了起来咳嗽了好一阵，才慢慢地手拄着地试着要站立起来，起了几起，终于艰难地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从旁边又抱了一点稻草，用棍子塞到灶坑里，好让开水不至于凉得太快。这才如释重负似地向人们宣告说：“水，水……”又咳嗽了一阵才说出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水开了。”

    白刚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能有70多岁了，便和吕南小声说：“这么大年纪，还让他上地里劳动？”吕南说：“他岁数不大，才50多岁，是在原机关斗争摔断了腿，来后又得了脑中风，行动不便，领导照顾他让他烧烧水。”白刚有点惊奇：“一个病人，这样还算照顾？”吕南说：“这活儿比地里活轻多了。”看白刚对他同情便提醒他注意：“他叫贾龙，这家伙反动着呢！净怪话，你可别理他。咱们在这儿暖和一会儿吧！一会儿饭车就来了，喝水也方便。”

    他俩刚坐下，有一个人也挤着坐在他们旁边。白刚一看是史自昭，这种环境中遇到老同学、老朋友，真是又惊又喜，刚要招呼说话，见史自昭一劲儿向他挤眼睛，一只手还在胸前微微摆动，意思是不让他开口。白刚猛然想起了昨天花班长谈过这地方不允许以各种关系套近乎，怕拉拢成小集团，便明白这种关系是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这里不宜交谈。

    许多人也都就地坐下来等待吃饭。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房屋，没有村庄，也没有一棵树。周围都是新开垦的稻田，已经开始放大水洗碱了。除了田间道上有一片干地外，全是茫茫大水。即便没有风，大水围困着，也是从心里往外冷。可是这里没有没风的时候。人们戏谑地说：这里一年只有两场风，一场风刮半年。早春天气尤其是刮风的季节，呼啸的北风，在这无遮无拦的荒野里，尽情地肆虐，真是无孔不入，从棉袄扣子的间隙里，直捅到你的心窝。从裤腿里钻进的风，一下子便使你的下半身冰凉。在路上由于急忙赶路，还不显得特别冷，往地头上一坐，便打了个透心凉，浑身哆嗦起来。人们便仨一堆五个一伙地挤在一起取暖。

    白刚觉得奇怪，到地里又不干活，让人们起这么早到地里挨冻干什么？队伍来了，饭车也跟着来了，这是何苦呢？让人们在家里吃顿热饭再来多好？想着想着便念叨起来：“在家吃了饭再来也走到这儿了，大冷的天，非到地里吃饭干啥？……”

    坐在旁边的吕南没等他说完便用手捅他，给他使眼色，让他别说话。白刚看了吕南一眼，满不以为然，觉得他太胆小怕事了，说说这个怕什么？

    “谁的嘴？你站出来说！”虽然风很大，没想到这话还是让队长听见了。只是因为有风，没听清是谁说的。这时便站了起来，看着大家。见没有人回答，便又说了一句：“刚才谁说话呢，站出来！”

    白刚要起来，吕南和史自昭把他拉住了，意思是不理他，发一阵火也就过去了。白刚虽然坐下了，但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这算什么问题？值得这么大惊小怪。队长还是不依不饶：“怎么没人站出来？害怕了？有胆子说没胆子承认？你们不是主张好汉子做事好汉子当吗？站出来呀！……”

    白刚受不了这种冷嘲热讽，还是站起来了：“是我说的。”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事，怕什么。队长看了看不认识他：“好哇！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白刚说：“前天。”队长说：“是右派吧？”

    白刚没有回答。因为没法回答，这里讲不清楚。队长见他不回答知道是默认了，便斥责开了：“好啊！胆子不小啊，刚来就不老实，你也不打听打听，哪一个到这里还敢捣乱？”白刚不服气：“我没捣乱，那也不是什么坏话。”

    队长见他当着这么多人顶撞他，这下可火了：“不是捣乱是什么？你就是煽风点火，是放毒，是右派的本性不改。右派就是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你说那话不就是煽动不满吗？告诉你们，你们都吃了嘴的亏，到这里要管住你们这张嘴。胆敢捣乱的，绝没好下场。”

    吴玉萍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她放心不下丈夫白刚。不管怎么说她曾经认过罪，写过检查，虽然认了又推.翻，但是处分比他轻得多呀！他始终不认罪，被定为死硬分子，“极右”，从重处理的典型，他的处境一定比她更坏更惨，他们又会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呢？此时此刻，他在哪里？又经受着什么样的煎熬？她的头昏昏然，她的心像被人撕裂般的疼痛。她欲哭无泪，上百个日日夜夜的哭泣，她的泪已经干枯；她欲喊不能，她不能破坏别人在苦难中难得的一点宁静。为了别人的宁静，她听到有人把头埋在被窝里偷偷饮泣，她听到有人强按着自己的嘴巴发出低低的呻吟。在这令人难熬的不眠之夜中，她也只能痛苦地压抑着自己，只是瞪着双眼，望着这看不穿的黑暗，独自受着煎熬。

    屋子外面大风呼啸，破旧的窗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乒乓作响，似乎整个屋子都摇动起来。屋子里充满了饮泣和呻吟，一片悲凄。她觉得这空旷的房间像是一只大船，正行驶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上。而想起往日那间属于两个人的温馨小屋已恍若隔世，从此她不再拥有自己的角落。自己的一切，时时刻刻都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那些满含警觉的冷冷目光，时刻提醒着她：她是一个罪人。

    她怎么也不理解这一切是为什么？是的，她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虽大部时间在大学教书，但做过国.民党市政府的中层官员，家庭成分定为“官僚”，为这个家庭成分几次运动中她都受审查。由于她在高中上学时就参加了地下民青，在地下工作时冒着危险做过很多工作，审查中民青组织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一切怀疑都解除了。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但解放后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有利条件，离开了温暖的家，为了革命的需要，毅然按照组织安排去了中央团校，以后又去贫困的农村工作，凭自己的勤奋好学，才被调到省报任编辑记者。

    为了一个家庭出身，难道就该落到这样一个境地？就让一个年轻人这样屈辱地了此一生？不为家庭那又为什么呢？鸣放时自己并没说什么出格的话，有的人说了许多不满的话，有的话明显出格儿，可是因为出身好，不仅没事儿，却仍然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人们常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天哪！谁能告诉我，苦海的岸边又在哪里呀！她默默祈念着，却没有任何回声。只是头脑昏昏心乱如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她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从黄昏到黑夜，从黑夜又到黎明。

    吴玉萍现在正身不由己地走在一条令人恐怖和迷惑的道路上。

    昨天她和押解她的人宿在一个镇上的小店里。今天早上小店的主人推起吱吱呀呀的独轮车，驮着她的行李，与押送人员一起送她上路了。她知道这是要走远路了，去一个连大车也难行走的地方。

    从早晨走到日偏西，她拖着疲惫的双腿，快要走不动了，路却越来越难走。除了那些磕磕绊绊的大土坷垃，还有许多纵横的沟渠，虽然没有水，但有的沟很深很陡，她站在跟前都感到眩晕，这是她26年的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是什么地方，这些沟是干什么的呢？她不能跟押送的人们一起蹦蹦跳跳地走近路，只好浑浑噩噩地跟在小推车的后面转弯抹角地绕道而行。这样就要多跑很多路。好在这里没有村庄，不见树木，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押送的人也不怕她逃跑。

    已近黄昏了，远处出现了一座庞大的红砖砌就的院落。她近视，又没戴眼镜，前面的一切都是模模糊糊。她似乎看到了院落的拐角处还有高高的小楼，墙外面那些黑乎乎的栅栏又是什么呢？她预感这些可能是不祥之物，可怕的目的地可能就在这里。一股寒气顿时从脚底升起，直涌头顶，为了不使自己身体打颤，她握紧了拳头，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那个令人惶惑、惊愕、恐怖的庞然大物走去。

    终于看清了，四角高高的小楼是岗楼，围墙外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以前只有在电影上见过的东西，现在已经展现在眼前，她惶惑了。

    领导曾经告诉她是监督劳动，还是干部，既然是干部，为什么送到这种地方？她想问问押送的人，可是她知道他们只是执行命令，问他们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回答，这一切都是领导早就安排好了的。

    门前有荷枪站立的干警，警惕的目光紧紧盯着她。虽然她已经有过半年之久被看管的经历，但看到这阴森森的大门和敌视的眼睛，仍然使她不寒而栗。她木然地伫立着，看着那墙上挂着的牌子：唐口洼干部农场。

    一个省管的干部农场怎么挂了这么一块牌子？薄薄的一块白茬儿木板，上面还坑洼不平。像是刚刚赶做出来的。大概是觉得这些人不值钱了，也不配一块好牌子，还算不错，没忘了这些人还是干部，农场前边还标上了干部二字。既然是干部农场，为什么是这副模样？岗楼，铁丝网侍候？后来才知道不久前这里还是唐口洼劳改队的一个分场，这块干部农场的牌子是匆忙之间换上去的。虽是干部农场，仍和唐口洼劳改队是一个系统，生产、管理还是劳改队统一指挥。

    押送吴玉萍的人向这里的负责人简单交待了几句什么，她就被带到了一间屋子。她没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她恍惚间看到送她的人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交给了那个负责人。她的心一阵紧缩，全身像被火烧一样焦灼。档案袋里装的那些假揭发、假证词、假供词由一只手交到了另一只手，这就意味着这里的人不必再去花费工夫了解她的过去，也不必再去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切按照纸袋里的结论执行就是了。

    她不再是她，她已被纸袋中那个没有生命的为假证词假供词包装起来的人所代替、所歪曲、所禁锢，永生永世也别想冲出这个纸袋。即便是一场大火把这里的一切连同这个纸袋全部烧成灰烬，这个纸袋中的她也不会消失，在另一个地方——原机关的档案室里还有这样一个纸袋，保存着她的全部案情材料的副本——文书档案。

    档案是神圣的。它伴随着人的一生，理应是一个人真实的影子，反映一个人的客观评价，所以它是通行证，生死牌，决定着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甚至生杀。档案又是神秘的。它是你，你却不知道它。它如果不是你，把你扭曲成了另一个人你也没法申辩，你永远也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它对你仍是一个谜。然而档案又是卑微的。由于它的神秘，它的神圣，拥有那么大的权威，它便成为一些心术不正而又握有实权的人玩弄权术滥施权威的一个阵地。它可以随意歪曲一个人的形象，亵渎一个人的心灵，玩弄一个人的命运。有些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老干部就因为档案里装了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此人控制使用”，就被埋没了一生。这小纸条不仅不必说明是哪级机关哪个领导作的决定，有时连个图章签名都没有。

    现在，档案就是压在吴玉萍身上的一座大山。任她怎么呼喊抗争也翻不过身来。押送她的人不见了，天黑了她才被重新带到刚来时的那间屋子。档案袋不见了，想必是已经锁进了哪个档案柜。她的未来也就这样被锁定了。

    那位干校负责人虽然穿了便装，但眉宇间仍露出了公安人员的严厉。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很严重啊！你必须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然后又交待说：“你在院里可以走动，但是绝不允许出大门。”

    她惊呆了。这就是干部农场？不能迈出大门一步的干部农场？她想说我不反党，我没罪，档案里那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她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知道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再也不会有人相信她的话了，他们只相信档案。

    她木木呆呆地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有三间房子那么大，靠窗户那边搭了一个大通铺，已有人铺了行李，每个人只三尺宽的一个地方，刚刚能把褥子挤进去。屋子里规规矩矩地坐了不少人，一个个目光呆滞，没有人理睬她，看来人们都在经受着变换环境的考验。

    白刚回到屋里，花班长惊讶地说：“新来的同学，我真为你捏把汗啦！哪能跟队长这样闹，还要找党委书记谈谈，这不是找死吗？党委书记也是咱们找的？”

   “这怎么叫闹？我的问题确实有出入，向上反映不可以？”白刚一脸的不服气。花班长说：“这里没人管你这个，只认结论。结论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铁板上钉钉，不承认就要天天批斗。这里批斗和机关可不一样，打个好歹的没人管你。我算想开了，积极点争取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算了。兄弟！放聪明点吧！到这里你还要讲理，谁敢改变你的结论？”

    白刚犹豫了。是啊！在机关的批斗中还没有体会吗？哪里还有理可讲？这里顶大是个县级单位，省委作了决定的东西，他们能不执行？可是就这样算了？也太窝囊了。真的全国没了讲理的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头绪来，只有无情无绪地收拾东西。

    收拾完了，有了空闲他才想起了屋子里的另一个人。他是什么人？今天为什么留在家里？他说他是痔疮犯了，是因为有病？还是为了监视我？刚才他的谈话好像很真诚，不会是假的吧？从他的谈话里，好像也有不满，是真心话？还是为了套我的话好去小汇报？他正在想得发呆，班长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同学！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收拾吧！今天不收拾好，以后可没时间啦！收工回来会累得你连床铺都爬不上去。”白刚说：“我收拾完了。”班长说：“床上那一堆是什么？”他正是看见了那一堆东西，才和他表示亲近的。

    “啊！那是几包干馒头，没法吃了，一会儿扔出去吧！”白刚无所谓地说。这一堆干馒头是来时准备他们几个人路上吃的，那时出远门都要自带干粮。可是路上没水喝，大家吃得很少，最后都留给白刚了。班长听说白刚要把馒头扔出去，便喜笑颜开地说：“同学，这可是宝贝呀！我来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这东西呢！可不能扔。留着吧！慢慢吃。你要吃不了，给兄弟点。”

    “都干透了还能吃？”白刚不以为然。班长说：“那终究还是白面的呀！拿开水泡泡一样吃，这里可见不着这东西。”

    “不吃馒头吃什么？光吃玉米面？”白刚有些奇怪，这里竟然几个月不见白面？瞎说吧？班长说：“玉米面？你想得倒好，玉米面那也是稀罕物。”“那吃什么？”白刚更加奇怪了。

    “这里吃一色的谷子面，说是谷子面，还掺了不少谷糠。难吃是小事，最要命的是拉不下屎来，解大便人们都疼得爹呀妈呀地乱叫。我就因为长期大便困难，痔疮又犯了。平时还拉血，再加大便干燥更要命了，都脱肛了。”班长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盯在那一大堆馒头上。一再说馒头可是好东西，可不能扔。

    白刚这时心事重重，没把心放在吃上，更感觉不到干馒头的可贵。看见班长对馒头亲得那个样子，又联想到他走路的那种姿势，确是像脱肛的。想到这里，也有点同病相怜了。从这一段谈吐看来，好像他的心肠还不坏，便说：“你有病这堆馒头你拿走吧！反正现在我也吃不下饭。”

    班长谦让了一下便毫不客气地立即动手捡馒头，用报纸迅速把馒头包好拿起来就走，又回过头来说：“你可别和别人说给我馒头了，也不要说咱们说过什么话，所里不允许给人东西，也不允许用各种关系套近乎。有人汇报成小集团，麻烦就大了。”

    班长把馒头藏好以后，又回来望着那堆报纸说：“这里报纸也是好的，叠好别扔了，以后要找张纸可难哩。”“我没什么用，你用你拿走吧！”白刚不相信这废报纸也是好的。“你还是留起来吧！”班长说完好像又有些后悔，马上又说：“要不给我两张。”

    白刚看他对几张报纸也这样亲，说：“你有用都拿去吧！”“那我可不客气啦！”班长把一堆报纸全部拿到自己床上仔细折叠起来。原来他的客气只是装装样子，只要得手全都要了。

    队长领白刚存款回来，一天的大事便都办完了。院子里静悄悄，四周听不到一点声音，这时便不由地想起了妻子吴玉萍，她是不是也会被送到这样一个鬼地方？她在哪里呀？

    “你看看，你们还都是搞宣传的，本来是教育别人的，可是你们的时候还反.党。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书白念了，真不知天高地厚。党给你们那么好的工作，那么高的工资，把你们捧得高高的，在大机关坐办公室。不受风吹日晒，喝着茶水儿，看着报纸儿，不像我们风里雨里都得在野地里干活，你们还反.党，还有点良心没有？……”队长越说越气，不是打官腔，而是发自内心。这气也不是冲他一个人来的，来这里的右派太多了，都是知识分子。什么人都有，大至厅局级干部、部队校尉军官，大学教授，知名专家，最低也是中、小学老师。都是有文化懂道理见过世面的人，为什么这些人都突然反起党来了？真是太气人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白刚看到队长那样气愤，说他没良心，觉得很委屈，受不了。我有什么对不起党的？这样整我？一夜之间我丧失了一切，还说我没良心，到底是谁没良心？他也百思不得其解。

    这两个百思不得其解碰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谁都对对方不理解，谁都认为自己理直气壮。白刚知道这时顶撞队长是没好处的，但委屈劲上来，也就不顾一切了，他突然打断队长的话，几乎喊起来，大声说：“队长！我没有反党！我……”

    “你老实点！” 队长火气更大了，“别说了，我不听。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反.党，怎么会成右派？有了错误不认不行，不认罪就是最大的犯罪！”

    “结论上那些问题是假的……”

    “右派没假的，都是自己跳出来的。毛主席的时候，来了个鸣放，你们的时候就啥话都出来了，自己跳出来了。这是一计，叫‘引蛇出洞’。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谁都知道右派都是自己跳出来的，这还有假？”

    “我没有说，我没有反动言论，是给我捏造的事实。”

    “你看看，死不认罪，别人给你捏造的，谁给你捏造的？党吗？党还能冤枉人？你还说不反党，现在你的言论就是污蔑党污蔑政府。”

    白刚万万想不到现在又给他戴了一顶污蔑党和政府的帽子，这种可怕的逻辑真是使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便急忙辩解说：“我不是说党制造冤案，是说有人借运动……”

    “别说了，是gong产党处理的你，你不是说党是说谁？我告诉你，在这里不认罪，可没有好果子吃。”

    这又是一个怪圈：鸣放的时候，他确实对“肃反”被错斗机关不承认错误有意见，但觉得说也没用，他们不会承认错误，只会越弄越僵，所以不想说。批判他时却说他不鸣放不贴大字报是一种阴谋，表面上老实以掩盖幕后活动。现在却说他是自己鸣放出来的。说自己冤枉便是污蔑政府。人们为什么不问具体事实就这样凭一些现成的公式来定是非？这叫什么理？

    队长看他还不服气便说：“今天不说这些了，以后有你说的，你不说都不行。今天是让你把东西整理整理，把钱存到银行去。你们的时候不允许存现金，花钱用‘小票’(内部流通的代用货币)。你赶紧准备好，我一会儿还来。”小个子队长一转身，又迈开大步急匆匆地走了。

    白刚对钱倒是无所谓，不缺钱的日子过惯了，这时他还不知道钱的珍贵。说他反党他可受不了，见队长一走便很快追出门去，昂扬着脖子满身的不服气，直着嗓子喊道：“队长！我要找这里党委书记谈谈。”白刚觉得他的问题和这些小队长们说没用，他们作不了主，他觉得按党的规矩他这要求合情合理。虽身陷囹圄，还没意识到自己已是阶下囚，所以说话的口气十分强硬，理直气壮。

    “你口气倒不小啊！”高队长回过头来，轻蔑地笑了笑：“找党委书记谈谈。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人？”然后把脸一绷喊叫说：“这里有几千人，都找党委书记谈行吗？办不到！”

    “我要申诉找谁谈？”白刚气呼呼地说。讽刺、嘲笑他早就不在乎了。高队长心想，不认罪的虽不少，但还没见过这么大胆这么顽固的。便警告他说：“我刚才跟你谈了那么多，你就是听不进去，告诉你这样不老实你是要吃亏的。”

    “怎么叫不老实？找领导申诉，按党章我有这个权利。我希望队长向上反映。”白刚认为自己的理由是响当当的。他虽然看到现实生活中党的政策原则不少已被破坏，但是还是相信党章上关于党员权利、党内民主等等那些规定应该是有效的。

    白刚胡乱穿好了衣服，还没等叠被便听到了一声号令：“集合！”

    大家都噼里啪啦地爬到床铺下面拿筷子碗盆，白刚却懵懵懂懂地小声对吕南说：“我还没有刷牙洗脸哪！”

   “啊呀！这里没有人洗脸，赶紧拿碗走。”吕南看了他一眼，又急切地说：“你就穿这点衣裳？不行，赶紧多穿点。”

   “棉袄里有绒衣，还不行吗？我三九天外出都是这一身。”

   “唉呀！不行，这里不比城市，冷得很，还有什么棉衣服？”吕南着急地说。

   “只有棉大衣了，干活还能穿棉大衣吗？”白刚犹豫地说。虽然对他的处理不服气，但觉得干活还是应该的，干活总得像个干活的样子。

   “唉呀！快找出来，这身衣服在路上就会把你冻坏的。”吕南说完便急急忙忙走了。

正当白刚爬到床底下找衣服的时候，便听见高队长在外边呼喊：“白刚！白刚呢？”可能是外边有人说他没有出来，队长又到了屋里：“白刚！白刚！”

   “有！”白刚从床下一边往外爬，一边答应着。高队长一看他还在床底下钻着，便急了。一急他那口头禅这个的时候，那个的时候也就多了起来：“你的时候，钻到床底下干什么？这个的时候，不赶紧出工，大家都站好队咧，你的时候还在磨磨蹭蹭。你是改造来了，不是让你享福来咧！”白刚难为情地说：“我找件衣服。”“出工的时候找衣服，早干什么去了？以后这样万万不行。今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了。”高队长又转向门口喊道：“三班长，你也不要去了，在家歇一天。”这时三班长已经走到了门外，听到队长喊他，马上回答了一声：“是！”然后缓慢地走了回来。

    白刚这时候才发现他走路的时候拖着一条腿，两腿劈开向前挪。虽然人很精神，膀大腰圆，但走起路来却是有毛病的，不知为什么。高队长没有理睬他俩，马上又三步两步跨到了门外，看各班整理队伍，报数查点人数。这时全大院都是此起彼伏的报数声，然后又是一系列的向右转起步走的口令声。各班集合齐了，然后又是中队、大队集合报数。最后才听到各支队伍随着口令声正式带到铁丝网门外去了。白刚听到临近这个大队报数就有几百人了，远处还有另外的队伍在报数，这个大院里关了多少人啊？总有两三千吧？想到这里，他有些不寒而栗。一下子关起了这么多人，许多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为什么呢？真的都是坏人吗？

    高队长迈着大步三步两步又跨到了门里来，他总是那么匆忙，那么精神抖擞，看起来十分忙碌。不管走路、办事总是抓紧时间，只是说话不节约时间，啰嗦太多。刚进门便大声说：“白刚！今天的时候给你一天的时间，把东西整理整理。把用不着的东西堆到床下边往里放，常用的东西放外边，不要出工的时候在床底下磨磨蹭蹭。你的时候带钱了没有？”

    白刚点点头，没有说话，算是回答。队长说：“有多少？”白刚仍然没有回答。他不明白队长问这个干什么。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他们的钱没存过银行。每月发了工资数也不数，就把工资袋扔在不上锁的箱子里。花钱时就随便从哪个工资袋里取几张。这次和他老婆分手时，也是你一袋我一袋地乱扔。胡乱分了分完事，现在他哪能说清有多少钱呢！

    “多少？有几百吗？” 队长见他不回答，便给了一个提示。

    “有个四五千吧？究竟多少我也说不清。”白刚冷漠地说。

    小个子队长为这个几千的数目吃了一惊，也被他这种冷漠激怒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还拉家带口，一家几口紧紧巴巴过日子，每一角钱都要算计着花。他们竟有这么多钱，连多少都说不清。劳动改造来了还要带这么多钱，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难怪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右派。想到这里，便十分激动，发起了脾气：“这么多钱，到底有多少都说不清，你的时候带这么多钱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你享受来了？你还想吃香的喝辣的？告诉你，好烟好酒，水果糖点心，你们想都不用想，什么也不许你们买，你也买不到。小卖部只卖几分钱的烟，有个烟味就行了。你们的时候已经享受够了，这里就是改造你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白刚听得不耐烦了，觉得他这顿训斥和自己根本不沾边。所以没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我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我没想到这里享受。”

   “那为什么带这么多钱？这不光给你找麻烦，也给我们找麻烦，要是丢了也会给大家惹许多麻烦。为什么不把钱放在家里？”

   “我没有家！”

   队长说：“你老婆呢？”看白刚没有马上回答，便猜测说：“和你离婚了？”

   “没有！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小个子队长气消了，笑了起来，似乎明白了：“你老婆也犯错误了吧？”

    白刚没有回答。他既不说话，也不点头，也不摇头。他觉得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不相信她犯错误，可是她受严重处理了。他又不能说她没问题，说出来也没人相信。就算有问题，他们是夫妻，也该告诉他把她送到哪里去吧？他问过领导，回答说：“这与你没关系。”他问他自己到哪里去，领导也只是回答：“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所以他不知道他老婆在哪里，他老婆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不知为什么把问题搞得这么神秘，这么绝情。但此时此刻，这类问题怎么能够说清楚呢？

    除了这嘈杂的声音，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难闻的气味。三十来个人呼出的臭气，身上的汗气，加上那种劣质旱烟的烟味，已经够人受了。更要命的是三十来双胶鞋的臭味。这里全是未开垦的荒地，许多地方都是苇茬子、黄须草的硬草根。布鞋穿不住，都是穿球鞋。整天出脚汗，又没处洗澡洗脚。汗脚加胶皮的臭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白天有人出出进进，空气流动，还好受一些。夜里门窗紧闭，各种臭味混合在一起，就像发酵的臭水坑令人窒息。

    一个满腹心事的人，刚刚到了这样一个环境，怎么能够入睡？白刚躺在那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可是这里翻身都是不自由的，人挤着人，要翻身就得碰左邻右舍。他又是一个一向自觉的人，深怕影响了别人的睡眠，所以想尽量不翻身。可是右侧的那个不知名的伙伴大声地呼吸着，每呼出一口气还要吹出老远，就像故意把一口口的臭气喷到他的脸上，白刚想躲一躲，头挨着头，往哪里躲？不行还是转过身去吧！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去，对着的是吕南。他发现这个人既没有发出什么声音，也没有那么大的臭气。在黑暗里他仔细看了看他，原来他用棉被蒙住了头。这倒是个逃避喧嚣和躲开臭气的好办法，可是他不能蒙头睡，闷得受不了。不过这边没有人对他吹气，有了这一小片“净土”也算是运气。如果两边人都对他吹气他往哪里躲呢？他本想就这样安稳地躺一会儿，最好是能睡上一觉。可是不行，右侧那个伙伴侵犯了他的边界，把两条大腿蜷了起来，硬硬的膝盖紧紧顶住了他的后腰，他用手推了推，推不动，再使劲就只有把他摇醒了。他想了想算了，虽是他侵犯了边界，都在苦难中，他又累了一天，何必把他弄醒呢。让一让吧！他把腰一弓，往左侧一挪，大腿又碰到了吕南。

    “你睡不着？”吕南微弱的声音送到他的耳边。

    “对不起！把你碰醒了吧？”

    “没什么，你想开点，新来的人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吕南在被窝中把嘴露出来，凑近白刚的耳朵轻轻地说。

    “不是我想不开，是他们太欺侮人了。我的罪名完全是假的，明天我要找领导……”

    没等白刚说完，吕南便赶紧堵住了他的嘴，小声说：“把头用被蒙上。”

    白刚用被把头蒙上了，脸还露在外面。吕南把白刚的被抻了抻，把他的头完全裹上，又用自己的被把两个人的头裹上，在密封的被窝里，才把嘴对着白刚的耳朵说：“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在这里你可不要随便乱说，小报告多得很，说点什么都有人报告。尤其是不要说自己冤枉，这里就是整不认罪的，有几个人来了后说自己冤枉，便天天挨斗。”

    “斗就斗吧！假的就是假的，斗我半年多了我都不怕。”

    “哟！这里斗争可不一样，你以为还像在机关里一样？这里是乱打一气。”吕南用更小的声音说，“你旁边那个人就是打手，不要惹他。班长专爱拿别人立功，哪个班也不像这个班管这么严，整人时往死里整。睡吧！”吕南又用被蒙住了自己的头，转过身去睡了。

被窝里的密谈，更增加了白刚的压力。难道就这样算了？就在这里忍受下去？不！这里的人服服帖帖准是有问题，总不能把这么多没问题的人送到这里来吧？我的问题和别人不一样，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为什么要受这个罪？不行，斗就斗吧！明天就是要找领导说清楚。下定这样的决心以后，他不知不觉睡着了。

    偏偏不久便来了个整风“鸣放”，又把这件事折腾了起来。

    每次运动来了照例都笼罩着一种恐怖森严的气氛，开始便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随后便是狂风暴雨。独有这次运动，一开始却带给了人们一种喜悦，习习微风拂面，和煦阳光照人。尤其是一直感到有些压抑的知识分子们，都无限欢欣，说是春天来了。因为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连续发表了两个重要讲话，说是国内形势很好，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当前是党内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不整不得了，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多提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还在几次会上风趣地说：这次整风不再是过去“运动”中的那种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是和风细雨。

    人们非常兴奋，感到有话不讲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的一片诚心了。各个报刊一下翻了个个儿，连篇累牍地登各界人士谈缺点、谈问题的发言，有不少言辞还比较激烈，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机关开始鸣放了。以前是对领导有意见，就视为对领导不满，进一步引申，就是对党不满，会成为政治问题。这时却忽然说不提意见便是对党怀有二心。有些人一再说没意见，领导还指定让发言，真是求贤若渴呀！人们也就不得不说了，一说就越说越热闹，越说越胆大，不少人便把压在心底的一些不满、怀疑也说了出来。

    因为“肃反”运动刚刚过去，几十人的机关，几乎全部是党团员，却搞出了六七个“现行反.革命”、“特务”等等，最后没有一个是真的。既然敞开了思想，这便成了热点话题。汇报时各部门主要是谈“肃反”问题，而且集中在白刚的问题上，连过去一个批斗他的积极分子，这时也说白刚没任何问题，却斗得那么厉害，长期不解脱，对他不公道，到底问题是真是假，领导也没个交待。

    白刚是组长当然也在场，听到这些，心里甜滋滋的。觉得别看平时人们不说话，心里却有杆秤，公道自在人心，是非曲直人们是清楚的。他用眼角斜了全业兴一眼，发现他也正在看他，而且完全没有了刚听汇报时的那种笑容。已经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嘴抿得紧紧的，狠咬着牙齿。看得出来，他已经是强忍着自己的愤怒和不满。白刚看到这种模样，心中的喜悦顿时飘然而去。心想这可不是好兆头，这个满脑袋都是鬼点子的人说不清又在想什么花招儿呢！

    正在白刚走神儿的这一刹那，忽听得“啪”的一声巨响，吓得白刚一惊，看到全业兴蜡黄的脸上青筋暴突，拍案而起，瞪圆了眼睛大喊大叫：“整那么厉害，谁整的？当时他不是最积极吗？要说过火，就是他最过火，现在却说领导应该有个交待。”他特别强调领导二字。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悄然无声。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说话，会议僵在了那里。全业兴很快发觉了自己的失态，便强压下心头的怒火，立即换了一副嘴脸，皮笑肉不笑地朝大家点了点头：“说！说！大家继续说呀！我刚才有些着急，是觉得我们总得实事求是嘛！好！好！不说这个了，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嘛！”全业兴尽量想冲淡刚才的紧张沉闷气氛，但已无可挽回了，会议不欢而散。看到全业兴发怒，白刚的心情沉重了，觉得这么多人为他鸣不平，这未必是好事。可是他这人什么事总是往好处想，觉得大家说的都是尽人皆知的事，他又能怎么样？妻子吴玉萍知道了全业兴发怒的这件事后，心中却十分不安，担心会发生什么不幸。白刚还劝解说：“有党的政策在，他想随便整人行吗？”

    白刚看见西头那个大铺上有几个人在动，便搬起自己的行李到那里去。因为已经很挤了，挪动又是一个连锁反应，每挪动一点，都牵扯到这大铺上的每一个人，究竟挪动多少，并没有一个准数，所以每个人都是一寸一寸地往外挪，真是寸土必争。终于挪出了一尺半左右的地方，人们便都不动了。白刚看看仍然放不下行李，也睡不下一个人，所以仍然搬着行李愣在那里。这时那个叫吕南的人小声耳语说：“行啦，凑合点吧！你先把褥子被子铺好。褥子得折叠起来，我们都是这样。”

    白刚铺好被褥以后，经两边邻居帮忙又把包袱、小箱子安排在床铺底下。这些东西总算有了归宿，只有那个大箱子，床上床下都放不下。班长便对白刚说：“大箱子实在没处放，我给你想个办法，把我这个‘桌子’拆了，把箱子架在这里当桌子，怎么样？”

    “行！行！”白刚连声答应，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一切都不在乎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班长面前那个桌子，实际是用砖头搭起来的半截铺板。拆下几行砖头，把箱子往上一架，又稳当又实用比以前强多了。忙活了一晚上，总算有了个栖身之地。心里一踏实，情绪也有些好转。对这个新环境又陌生又好奇，这时才有心情仔细看看这个屋子，东张张西望望。只见大家都端坐床头，两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很觉奇怪。他不甘于寂寞，看吕南对自己很关心，现在又成了邻居，便想说说话：“你是哪个单位的？”

    “××厅。”声音很小很小，凑在白刚的耳朵边才刚刚听得见。

    “也是右派吗？”白刚说的声音就比较大些。他觉得不扰乱大家就行了，又何必偷偷摸摸。

    “谁在那里交头接耳呢？” 班长声音洪亮，语调威严庄重，一改刚才在队长面前那种驯顺卑微的样子。只是他在屋子东头，白刚在西头，灯光昏暗他看不清楚是谁说话。

    “这里不许说话！” 吕南小声说了一句便正襟危坐不再言语，但是也没有回答班长的问话。白刚见这情况也没有回答班长的问话，不过也不好再说话了。心情刚刚好一点，重又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原来以为离开原单位，无非是生活苦一点，那种被看管被折磨的日子便会结束了，想不到现在竟连休息时间都没有说话的自由，这样下去还不把人憋死？

    班长见没有人回答，便又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收工回来，每个人都要老老实实坐在自己床头上，反省自己的问题，没事不许在屋里走动，也不许交头接耳。出去解手先报告班长，允许以后才能出去，这是规矩。谁再违犯我可不饶你。”白刚莫名其妙，这是什么规矩？都是受了处理的人了，为什么还不许说话？心中阵阵不平。他看过不少介绍新中国监狱生活的资料和报告文学，里面说的根本不是这种样子，这里不是比监狱还坏吗？

    他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就在那个古城的西南角。日本刚刚投降，人们正在欢欣鼓舞庆祝抗战胜利的日子里，那时国民.党军队还在远远的大后方，国.民党的大员也没飞过来。只是几个所谓地下钻出来的国.民党派遣人员露面，借助日本成立的伪军——治安军的势力，树起了国.民党省党部的牌子。在那时他就被捕了。也许是因为国.民党正牌军还没到，也许是因为他是所谓的“政治犯”，那时他还是一个人一个房间。还允许他看书学外语。现在是行政处分为什么连话也不让说呢？

    白刚坐在那里，心中起伏不定，内心就像那变化莫测的大海，一会儿惊涛骇浪——他要不顾一切地大喊：这是为什么？我不接受；一会儿又趋于平静——在这里闹又能闹出什么结果来？这些人都和你差不多，谁又能解决你的问题？而且看这些人规规矩矩的样子，谁又敢公开给你一点同情？可是一会儿又愤愤不平——难道就如此罢休不成？最后还是决定明天就找领导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