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跟这么紧！”小个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又命令说。白刚一惊，难道我活了三十多岁，连走路也不会了？拉开一段距离，让我紧跟上。跟上了，又让拉开距离。这是为什么？怎么最近不明白的事情越来越多，好像越活越糊涂了。脑子里一片混乱，只得磕磕绊绊地往前走。

    “站住！”忽听得一声斩钉截铁的命令。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到了两个哨兵跟前。哨兵横端着枪，明晃晃的刺刀直对着他，简直如临大敌。他见过许多哨兵，包括中央机关高级军事机关的哨兵站岗，都没这样威风凛凛寒气逼人。他站住了，觉得莫明其妙。

    “你的时候往后站！还往后！” 那个小个子走过来说：“记住，以后出入门必须站在门岗十步之外，先喊报告才能走。”这人不只个子小，说话还特别啰嗦。看来“时候”是他的口头语。几乎每句话都挂上个“时候”。小个子上前和门卫又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招呼白刚和大车一起进去。

    院子很大，进去以后，走过前面一个十分空旷的广场，后边便是一排排的平房。墙是土坯砌成的，十分简陋。走过几排房子后，矮个子便把他领到一排房子中间的一个屋子里。里边虽有两个吊得很高的电灯，也不知是电压不足，还是灯泡度数太小，屋子里除了灯下亮点，四周都是黑乎乎的。只见三间连在一起的大房子里，周围都是大连铺。铺头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几乎人头挨人头。白刚脑子里一下子蒙了，这么多人往哪里住啊？还能睡觉吗？只听小个子喊了声：“三班长！”从靠窗户的那个铺头上，立即站起一个人来，大声喊道：“有！”喊完便以一个标准立正姿势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他个子很大，身材魁梧，但是在那个矮个子面前，却显得十分卑微。小个子一时没有说话，他就一直那么规规矩矩地站着。

    白刚怎么也没想到这么窝窝囊囊的一个小个子，竟如此威严。他的思想完全被这种意想不到的环境弄糊涂了，不知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在这样的地方如何能生活下去。小个子看了看挤得满满的这一屋子人，好像是估量这屋子里是不是还可以容纳人。然后说：“三班长！给他安排个地方，他就编在你们班。是挤一点，送来的人太多，哪个班也是这样，没办法的时候挤一挤。”小个子刚说完，那个大个子立即两脚啪地一碰来了个立正，又响亮地说了一声：“是！高队长！”小个子说：“你安排吧！”转身就走。

    白刚看队长要走着急了，这屋子里都没他插足之地，车上那一大堆东西往哪儿放？他觉得只能找这个队长解决，便冲着队长说：“我那东西往哪儿放？”

    “什么的时候把行李铺开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嘛！还有什么东西？”

    “除了行李，还有大包袱，两个箱子。”

    高队长到大车上看了看，马上生气了，回到屋子里对白刚咆哮说：“你的时候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还在这里安家呀！不是让你们到这儿享福来咧，是改造，你们这些‘右派’，资产阶级享受思想就是改不了，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我没地方放！”

    “我们这儿也没地方给你放东西。为什么不把东西放在家里？”

    家？他哪里还有家。一参加工作，就是查祖宗三代，和家庭划清界限，以后不管平时学习还是搞运动，总离不了挖阶级根源，参加工作十几年他就没回过家，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党，党派他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现在老婆也不知去向，东西往哪里送？当然只有自己带着了。他知道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只有和队长说说好话：“是不是能放到仓库或是什么闲屋子里？”小个子说：“哪里还有闲屋子？你看不到人都没处挤吗？”

    这时赶大车的喊开了：“你们不搬东西我往地上扔啦，不看地上都是泥水我早扔下去啦！我还要赶回县城啊！”小个子这才顾不得啰嗦，立即喊道：“三班长！叫人帮他把东西搬下来，人家大车还要赶回去。”大个子班长到外边大车旁一看，东西真不少，便叫几个人把东西搬进去。屋子里一进门那一小块空地上，已堆成了一个小山，连走路都困难了。一屋子的人眼睛都盯着那一堆东西，好像是说堆在那里怎么行？白刚看了看周围，哪里都挤得满满的，连个插脚地方都没有。他立在那里并不着急。他脑子里还在纠缠那个问题，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这也太绝情了吧！他看到不仅床上人挤得满满的，床底下也堆得满满的，脸盆、包袱、臭鞋、饭碗等等，不少包袱还上了墙，都挂在墙上的粗木橛子上。他这些东西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不过现在也顾不上这些东西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班长看他愣在那里不说话，便说你打算怎么办？白刚木然地说随便怎么办吧！

    颠颠簸簸的大车，在荒凉的乡村土道上行走了整整一天，天已经黑下来了，仍然看不到目的地在哪里。白刚被押送着向死亡之谷走去，可是他却比任何人都心急，想早点到达那个他一无所知的目的地，老问车夫还有多远。车夫早就回答说：“快了，快了。”再问，还是这话。起初白刚以为车夫是在骗他，往好里说是在安慰他。后来才发觉，车夫确实不知道准确的到达时间。从县城出发时，每经过一个村庄，他还说说这村叫什么名字，走出了多少里。后来离县城三十多里时，经过一个小桥，进入一个较大的村庄。在这里车夫说：“咱们吃点东西吧，也喂喂牲口。现在这里没事了，以前人们经过这里，就像到了鬼门关，都是胆战心惊的。”白刚说：“为什么？”车夫说：“土匪多呀！再往前几十里地就没什么人家了。人们都知道：杨家铺，洼里桥，雁过也拔毛。男人不在家，女人也不饶。也有人说是大人不在家，孩子也不饶。”说得人毛骨悚然。

    过了这村，真是便不见村庄了。极目远望全是白茫茫的盐碱地。没有什么可供辨认的建筑物，也不见树木。地上光秃秃的，连根草也很难见到。走了多半天了，仍然是这种荒凉景象。给人一种无情的压抑。天黑以后，黑蒙蒙中觉得走到哪里全是一模一样，连方向也难辨认了。车夫也感到迷惑了，不时下车去看看前面有没有岔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还不断自言自语地说：“这是到了哪儿啦？”为他这种惶惑的情绪所感染，车上的几个人，不管是押送的还是被押送的，心情也都有些沉重。连车夫也不知道到了哪儿，还能再问吗？人们都沉默了。

    沉默给大家带来了压力。对于白刚来说，则不仅仅是压力，把我弄到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干什么？他原以为是把他送到一个什么农村进行改造，所以没有害怕。他知道现在农村还很苦，物质条件很差，不过再苦也苦不过战争年代。他还愿意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在一起生活虽苦一些，但相处愉快，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可是现在这是到了什么鬼地方？早就听说这个县份是历史上有名的充军发配罪犯的地方，他以为那早已成为历史，怎么现在还是这样荒无人烟？看来他又错了。什么可以接近群众，可以创作，这只是幻想。天哪！这是去一个什么地方？

    终于在漆黑的夜里，远远的天边，在高空中出现了一片微弱的红光。车夫突然用鞭子朝那里一指，高兴地说：“快到了，那不是？那里就是要去的地方。”于是几个人精神为之一振，把目光集中在那一点亮光上，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亮。由一片红光，渐渐的变成了耀眼的白光。哈，真的到了。在白光的映照下，已经可以看见一个黑黝黝的村庄。白刚这时也从烦闷迷惑中抖起了精神，立即坐起了身子，对着这片白光，心中高兴起来，不仅终于到了，而且这里还有电，在黑夜里还能有这么一片光明，这在黑黝黝的农村之夜是很独特的。在灯光里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许多房屋了，啊！那不是村庄，一排排的房子非常整齐，还有高大的建筑物，里面发出耀眼的白光。车夫说那里是“供应站”，就是这里的百货公司，里边吃的用的布匹百货样样都有。白刚心里更加舒展了，哦！这里简直是一个灯火辉煌的小城市嘛！一般县城里，夜里也没有这么明亮啊！他对到农村虽然早有精神准备，但一想到黑夜四处都是黑黝黝的，屋子里只有豆大的一盏油灯，终究使人感到莫名的压抑。想不到这里却是一片光明，真是太好了。

    越走越近，白刚逐渐看清了，那耀眼的白光，不仅来自“供应站”，还来自几个电流强大的探照灯，强烈的灯光来自高高的岗楼。把岗楼连在一起的，是密密的铁丝网。白刚那兴奋的心情顿时消失了，一阵悲愤不平立即涌上心头，这不是要把人关起来吗？凭什么把我送到这种地方？我受的是行政处分，这里不简直是劳改队吗？不行，到这里我要找领导问清楚。

    但是到了一个庄严的灰砖大门口，押送的人却不准他进门，让他在外边等待。他们说办个手续，很快就出来。等待了很长时间仍不见有人出来。他倚在大车上，暗暗生气：办个手续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不能去？把我送到这样一个鬼地方，总得有人给个交待吧？

    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从大门里走出一个穿绿色军大衣的小个子。大衣几乎扫到了地面，而且袖子也过于肥大，一直到了膝盖上，绿色的大衣油乎乎的已失去了本色。那个矮个子一出门便东张西望地搜寻，看了一会儿好像没有找到什么，便喊道：“谁叫白刚？”

    白刚看了看这个人，觉得好像是个小勤务员，不知是随手抻了谁的一件大衣，大概是这里的领导或是押送他的人让他来找自己进去谈话吧？便从大车的黑影里走出来，说：“我就是。”

   “跟我走，大车也跟我来。”小个子说完便迈着大步急速地向探照灯的方向走去。白刚说：“和我一起来的那三个人呢？”

   “你和他们没关系了，快跟我走。”“我要找这里领导谈话。”白刚喊叫着。“我就是你的领导，今后你就归我管。”小个子头也不回，仍不停地往前走。白刚只好无可奈何地跟过去。

    他虽然早就料到对他的处理会是无情的，也有这个精神准备，什么同志、朋友、熟人都完了，今后一切都会变得冷漠无情。但对此还是感到极大的震动，觉得从心里往外冷，几乎僵在了那里。送他来的这几个人，他们始终是朋友，虽然我受了处分，但是此刻他们竟会这样绝情，这样冷酷，没有一句话，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就这样把我交给了眼前这小个子。他既然说是我的领导，初次见面，怎么就不能好好说几句话呢？为什么这样冷漠？“走快点，跟上来！”小个子回头看了看他，命令说。

    会议一开始，还是让他交待那几句话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白刚说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没有新情况。全业兴说：我让你再讲一遍。白刚又详细交待了一遍。他认为大家又会喊起来说他不老实。可是意外的却没有一个人打断他，显然这是事先开了会，有了新的斗争策略。

    沉寂了片刻，全业兴才面带讥讽地说：“和以前交待的一个字不差，看起来你都背熟了，还是你那个老师谈的。你的老师是全国有名的文艺理论家，是他说的，那就没错了。你和这位老师关系怎么样?”

    白刚想不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意识到可能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证明，但他还是要讲真话：“我们关系很好！”

    全业兴等待的就是这句话。他会心地笑了，笑得那么得意。在大会议室里不停地走动，一边走动一边把他那得意的笑容向大家显示：大家等着看好戏吧！一会儿就让这个顽固分子“入瓮”。然后又微笑着凑到白刚眼前和和气气地说：“你这位老师不会害你吧?”

    白刚的一颗心悬了起来，越来越觉得这提问是有来头的，要把他引到一个什么圈套里。可是他觉得老师是个正直的人，故意害他?那不可能，所以作了坚定的回答：“不会。”

    “他不会说瞎话吧?”全业兴又轻轻说了一句。虽然白刚越来越觉得问题的蹊跷，在运动中什么反常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但也只能照直回答了：“不会。”

    全业兴沉默了一会儿，会场也鸦雀无声。斗争会上出现这种场面，是十分少有的。然后全业兴来到白刚面前，歪着头，戏谑地微笑着，对着白刚的眼睛轻轻地说：“你还坚持那几句话是你老师说的?”

    “是他说的。”是祸是福，白刚也只能这么说了。

    全业兴举着一只手，对白刚指指点点，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十分庄严地说：“好啊!你还嘴硬，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然后又对大家说：“这些天我们一直就追查他那典型的胡风思想的来源，他一直坚持是作协领导成员、他老师说的。他以为拉一个名人做挡箭牌就可以把我们吓唬住，他以为他的老师会掩护他，他错了。我们已经外调回来，正是他的老师说他是胡说。同志们!听清啊，说他是胡说。”突然全业兴抡起一只胳膊在空中一挥，像指挥千军万马一样，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吗?好!给他看看，看看他的老师说的什么!”

    温原走过来，拿出了一个三指宽一巴掌长的小纸条，在手里举着，让白刚看。白刚很奇怪，全国作家协会，能缺张纸吗?他出于什么心情，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小纸条?涉及一个人终生命运的证明，要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要分析事情的性质，这样的小纸条可能吗?这不是开玩笑吗?是真的吗？可是他看了看，字迹非常熟悉，是他老师写的。他怀着惶惑心情仔细看了条子上的那两行小字：

    “说我宣传胡风思想，那是胡说。作协党组可以证明。”下面是签名，作协党组印章。

    这一看白刚心里有底了，那三指宽小纸条是对他们这种愚蠢的怀疑、调查的蔑视。而且这证明充满了智慧，根本不讲那话是不是他说的，只是针对那句话的定性。如果白刚违心承认那话是胡风思想，他将自作自受，那就是他胡说；如果白刚没承认那是胡风思想，那么说那话是胡风思想的人，就是胡说。

    全业兴又凑到白刚的面前来，带着狡黠的微笑，一字一板地说：“这证明材料可是真的?”

    “真的!”白刚果断地说。

    “你老师材料中说的对吗?”全业兴说完转过身去面对大家胜利地笑了笑，表示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对!”白刚说。

    全业兴以为白刚还会狡辩，没想到他这么狡猾的人会这么快说他老师说的对，这不是他自己要打自己嘴巴吗？所以格外高兴，兴奋地喊叫起来：“那么你承认自己是胡说啦?”

    “不!”白刚也大声喊叫起来：“他说谁说他宣传胡风思想那是胡说。我向来没说他宣传胡风思想，他是说谁说那些话是胡风思想他就是胡说。”

    “好哇!倒公开为胡风思想辩护起来了。你这是公开抗拒运动。”全业兴怒不可遏。他以为拿出这王牌证据，一定会打得对方服帖在地，谁知这“请君入瓮”的锦囊妙计，被白刚轻轻一反驳，瞬间这“胡说”便转到了自己身上，成了人们的笑柄。

    全业兴羞恼成怒，从此白刚被没完没了地批斗，半年多以后，有问题的一些人都“解放”了，白刚还被关押着。但运动总会有个终结，经省委宣传部审查以后，认为白刚笔记本上那几句话构不成政治问题，更不能作为现行反.革命的依据，终于没能把他定为反.革命。领导虽然很不甘心，但仍不得不给他做了没有任何问题的结论。只是为了保全面子，没有按政策规定在什么范围内搞错在什么范围内纠正，而是全业兴一个人告诉白刚暂时回处室工作，结论也一直没有公布。经过这一次的较量，白刚觉得不管领导怎么不想纠正错误，也拗不过党的政策，真理必将胜利。这一点在他思想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正是这一次的经验对白刚产生了误导，使他以后屡屡产生判断错误，带来一系列的“想不到”，从而陷入了深渊。

    太傻，太麻木了！一开始他居然还抱着幻想，还不明白自己已成了阶下囚！他绝对不相信，对着自己从小追随的gong产党会没理可讲？省委弄错了还有中央呢！党中央毛主席会弄清楚的。他相信只要摆脱了原单位，到了别的地方向上级说明真相，问题就会解决。

    那一次不平常的经历，给了他这种信念。

    1955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运动一开始，白刚起初是惊讶，有点不相信，但是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一批批的公布，机关内一次次的学习批判，他也不得不由怀疑、惊讶而检讨自己警惕性不高了。检讨归检讨，心中却一清如水。因为反.革命一词和他绝对不沾边。所以这种检讨是轻松的、愉快的，学习中还说说笑笑，毫无防人之心。随着报上陆续公布一些胡风分子的材料，他在学习中曾说这个人我见过，是个有名的诗人，诗写得很好，在解放区他找过我们的一个同学，想不到他也是个反.革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十几天，主持学习的领导全业兴同志，笑眯眯地问他那个同学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不久，学习转成了“运动”，扩大了反的对象，不仅反胡风，而且变成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有名的“肃反”运动。令人诧异的是，白刚竟然成了“肃反”的重点。让他交待他谈到的那个胡风分子和跟那个同学的关系，还有和另一个在全国作协工作的同学的关系。接着便搜查了他的宿舍，他的办公室，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把他的信件、日记、诗歌小说草稿和一些笔记本全拿走了。

    想不到他还真经得住审查，那么多东西中竟找不出有严重问题的话来，和那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往来。但是在那种无限上纲的年代，要整你问题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他们集中地追问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的几句话，他说写的什么早忘记了。他问写的什么，他们却不告诉他。僵局持续了好几天，全业兴才十分神秘地提示了一句话：“你反对文艺写工农兵，这思想有没有？”他一直因为自己面对的都是知识分子没法写工农兵而苦恼，怎么会反对写工农兵呢？当然不能承认。全业兴说：“你不要顽固不化，我们一再追问这个问题，是有证据的。‘不能写工农兵!’这句话是你写的，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吗？”全业兴龇出了一排黑牙笑了，声音也缓和下来，表现了十分与人为善的样子劝说道：“你好好想想吧！领导没根据，是不会批判你的，机关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批判别人，单单批判你们几个？”白刚也迷惑了，看来领导是有根有据的。可是我没这种思想怎么能写出这种话来，他没有立即回答。

    大家气愤了，一次又一次地喊叫，但是白刚仍然没有说话。全业兴两眼笑眯眯，悠然自得，稳操胜券的样子，一任大家喊叫，他在屋子里倒背着手走起溜来。在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白刚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红皮的漂亮笔记本。白刚眼睛一亮，认出来了，是他的笔记本，那还是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团代会时的纪念品。他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开会，他找过他大学的一个老师，现在是全国作家协会的一个领导。白刚谈了自己的苦恼：做学校工作，面对的是教员、学生，很少接触工农兵，没法创作。当时他正是把毛主席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写工农兵，当作天经地义的。他的老师解释说：“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那时一直是禁区，老师、理论界权威这么一说他觉得很有启发，便记在了这个笔记本的后面。正是在这句话的启发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青年学生的小说。对了，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引起了怀疑，可是这样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

    在大家喊声的间歇中，白刚突然喊起来了：“不会是只有一句话，前后一定还有话。”

    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了全业兴身上。全业兴停住了悠然的脚步，愤怒地说：“没话怎么样，有话又怎么样?不能写工农兵这几个字是你写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前后有话那不一样，我记得好像是‘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白刚犹犹豫豫地背出了这段话。

    全业兴没有因为揭露了他的断章取义而尴尬，反而胜利了似的皮笑肉不笑地说：“对!对!你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可见你是铭刻在心，当作座右铭的。这意思不是仍然说你不要写工农兵，去写知识分子吗?毛主席要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要深入生活，胡风也没公开反对，但他说‘到处有生活’，这一句话就把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全否定了。既然‘到处有生活’，那还深入生活干什么，也不用深入工农兵了，实际上也就不必去写工农兵了。你写的这几句话比胡风说的那句话更直截了当，更露骨。干脆就明确主张去写知识分子。你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是什么?”

    领导这一分析，就等于定了调子，在那种运动里，谁也不敢和领导唱反调，于是开始了更激烈的没完没了的批斗。白刚如实交待了他和老师谈话的详细经过，谁知道这造成了另一个批斗的高潮。

    一天深夜，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全机关的人，而且破例包括了机关的全体领导和下属单位的负责人。

    白刚是坐长途公共汽车由几个同志“陪伴”着去那个神秘的鬼地方的。这种“陪伴”使他产生幻想，以至抱了很大的希望。他知道对他的处理很重，但也无非是弄到一个地方去劳动。只要换个地方就比原机关好。他在这个机关工作了十年，实在让人伤心。劳动并不可怕。到农村劳动正可以深入生活，把他爱好的文学创作拾掇起来。他是文学系的研究生，一直想当个作家。不能工作就写些东西。但他心中还潜藏着一个更大的希望：离开机关就可以申诉告状了，他相信党中央很快会正确处理的。他坚信自己没有错误，是机关不讲理错误地处理了他。他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沾边儿呢！所以，虽是重处理，他却毫不悲观，一路上还给“陪伴”他的人讲《三国》，说《红楼》。

    “陪伴”他的人也乐得他傻乎乎地高兴。因为只要他不自杀、不逃跑，“平安”地把他送到地方就算完成了任务。只是他们心里说：大祸临头了他还不觉。真是“望乡台上打哇哇——不知死的货”。民间有个传说，阴间有个望乡台，人死以后鬼魂被小鬼用铁链子牵着，在这个台子上还可以看见阳世间家里的情况，这台一过便进入地狱了。到了地狱门口还穷乐和，这不是不知死的货吗？

    只是白刚不是被小鬼而是被朋友押送到“地狱”的。朋友？是的，他们是朋友。白刚与他们友好相处，已经十来年了。不仅是朋友，在他们眼里，白刚还是长者，因为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他已是机关里一个部门的实际当家人了。当年是他从全省几所有名的中学里，把他们选拔到机关来的。眼前这个温原，当时还是一个初中生，另一个也仅仅是高中二年级，一下子到了省级机关，自然一切都是生疏的。白刚生活上对他们体贴入微，工作上一点点地帮他们；他们对他很感激，但更多的是敬仰。因为日本统治这个省会城市的时候，他就在大学里搞地下工作。国.民党来了蹲过监狱，以后又到解放区。经过战争，搞过土改，还在解放区大学里读研究生。所以他们都把他看作老大哥、老革命。而一夜之间他竟成了敌人。竟由他们把他押送到一个可怕的地方。

    公共汽车的窗外是一片寒冷萧瑟的原野，一眼望不到边。这使他想到妻子吴玉萍，不知她被送到什么地方。离开省城时只知道她的处分是监督劳动，却不知去哪里。自己也是劳动，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他问过却没人告诉他。

    公共汽车到站了，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夜，一大早又坐上了雇的大马车。要把他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一无所知。从押送人与车夫的谈话中他知道要到天黑才能到达。这辆不大的胶轮车上，拉着他的行李、皮箱和柳条箱，车尾放着喂牲口的草笸箩，还要坐四个人，已是满满当当的了。他们让他坐在车当中他那个大行李上，他谦让了一下才就了座。这是大车上最好的位置——“软座”，行李后面的皮箱恰好可当靠背，坐累了还可以躺一躺。那三个人两边各坐一个，另一个人则坐在车后边的笸箩里。白刚看到车尾巴上颠簸得很厉害，坐在笸箩里腿也不能舒展，便以大哥哥的身份说：“坐那里边多难受啊！到里边来！”回答却说：“这里挺舒服！”他心里很奇怪：那里怎么会舒服呢？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了。

    大车在坑坑洼洼的土道上颠簸，起初使人精神紧张，不知什么时候会把你颠到什么地方去，磕碰到哪里。时间长了神经也就麻木了，这种颠簸便成了催眠术，摇晃得使你昏昏欲睡。他终于睡着了。可能是车辙里有个大坑，车猛然一颠，他醒了，还没睁开眼睛，却听见温原小声说：“他没发觉吧？”另一个说：“谁知道呢？小心点，还是给你吧，转移个地方好。”他很奇怪，这是说什么？他偷偷地睁开一点眼睛，惊奇地发现温原正在接过一支手枪。“啊！手枪，是对付我的。难道你们真的以为需要用这个对付我吗？”他又合上了眼睛，却再也睡不着了，他困惑不解。他们竟然带上了手枪，就是我这几个好朋友，如果认为必要，比如说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或是认为我要逃跑，他们就可以对我开枪，就可以打死我。这当然是领导的主意，可是这些领导，对他都是了解的啊！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啊！他又想到在大车上让他坐在这个中心位置，也不是对他的照顾，而是三人成犄角之势，前面是车夫，他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这也是以押送犯人的办法对待他了。这时他才知道坐在后面笸箩里的人为什么“挺舒服”了。几年来我们一直是同志，是朋友，为什么现在竟用枪来对付我？

                                    ——序长篇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张 锲

    白石和冯以平同志的长篇小说，历经九年之久，前后写了七稿，终于得以修改完成，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是他们俩人在生命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和幸事；也填补了通过小说创作正面描写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的空白；还是我国图书出版界在一段时间内一次具有突破意义的举措。作为他们的朋友和一个热心的读者，我为此感到由衷的欣慰，并向他们致以真诚的敬意！

    我同白石和冯以平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末年，时间并不算长，但随着长篇小说的反复修改，我一遍又一遍地参与讨论，终于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由于我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命运，当他们带着第一稿由石家庄来到北京，就把稿子送给了我，让我提出意见。注意到作者是两位有着较长革命经历担任过地方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写的又是比较敏感的内容，我当即把作品转送给长期负责《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工作、对小说创作具有相当鉴赏水平的京城“四大名编”之一的崔道怡同志等人，请他们认真阅读后，大家共同议一议。我自己当然也仔细拜读了。没过多久，白石和冯以平同志再次来京，我们一起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整整讨论了一天。大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对现实和未来都仍然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小说。作者以亲身经历凝结着斑斑血泪的细节，抒写出一部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的历史画卷，勾勒出在新中国历史上造成重大逆转、产生严重损失的反右派斗争的真实图景。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性格鲜明，颇具特色，文笔也较为流畅。但是，由于这是一部直接反映反右派斗争，并且是具有纪实色彩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在政治和政策方面如何把握好分寸，与会同志还感到有些心中没底，所以便建议应该直接请负责出版事宜的出版社同志看看。从此，这部书稿便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反反复复的修改过程。

    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派斗争，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五十年，却仍然给世人留下很深的记忆。那场斗争，不仅使五十五万中国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应有的伤害，使数以百万计的右派亲属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受到沉重打击，而且使建国初期蓬蓬勃勃的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随后发生的1959年“反右倾”，1960年“大跃进”、“大饥饿”，以及文化革命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都可以从那次斗争中找出先导性的征兆，其教训无疑是极其沉重的。很多同志都希望早些看到能够较为全面深刻地反映那场斗争的文学作品。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样的作品还极少看到。已有的少量作品，和那次运动的规模及其严重后果比较起来，也远远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果中学习来的快。”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也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白石和冯以平同志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才怀着极大的勇气和极为感人的执著，把那段严峻的生活体验如实地写了出来，以便为历史提供一份证言，让人们更好地反思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更加珍惜今天，更加充满信心地面向未来。他们俩人都是反右派斗争的受害者。一个只有20多岁，一个刚刚进入而立之年，正当满怀革命激情、朝气蓬勃地献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时候，却忽然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双双被开除党籍，一个受到监督劳动处分，一个被开除公职，送劳教单位改造了十几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一个虽被分配到县里工作，但原来当了十年的省报编辑，却只拿刚参加工作的勤杂人员的工资，而且备受屈辱歧视。一个被强制押送回乡，继续“群众专政”，又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俩才得到彻底平反，并且逐步获得党和人民的重用，走上领导岗位。

    这一段历史，让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看了小说恍若重又回到那个使人胆战心惊的噩梦里。有的地方看了还让人心痛欲裂，止不住热泪横流，难以卒读。对于很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出生成长的中青年来说，则简直难以置信，无法理解在新中国已经成立并且正在向前飞跃发展的时候，怎么竟会出现这样一些荒唐透顶的人和事！我自己也是一个过来人，经受过和白石、冯以平同志几乎同样的经历，我在认真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不能不说：他们的描写是真实的。尽管那都是些可怕的真实，但其真实性却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可怕的真实之所以能够发生，其根源正如同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的那样：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gong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犯的错误主要是左，就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密切相关。

    这部小说，是反映那段历史的一面镜子。它虽然不可避免地触及一些丑恶现象，有的场面还写得惊心动魄，细致入微。但，极为难得的是：它在鞭挞假恶丑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热情讴歌了真善美。书中塑造了以白刚、吴玉萍以及出场虽然不多，但却光彩照人的残疾军人洪光、女工程师王雅兰等为代表的一代革命者的形象。通过他们的坎坷经历和心路历程，表现出这些人物在逆境中的人格魅力，让真挚的亲情、友情、爱情，在那个阴暗的年月里闪耀出理想主义的光辉。他们虽然备受折磨，仍然不忘做人的根本；虽然受到各种威逼利诱，仍然不随波逐流，不失一个革命者的本色。正是在这种特殊严酷的环境中，他们的一些特殊经历，才益发张扬了正义坚强、宁折不屈的高贵品质，呼唤着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在小说第二部的结尾部分，这些当年的囚徒，终于获得了公正的对待，纷纷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主人公白刚，还传奇般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当了省委书记。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正在前进发展，被颠倒的一切又颠倒了过来，正义战胜了邪恶，理智代替了愚昧；还预示着在尚未完成的小说的第三部里，这些在炼狱中经过烈火的冶炼、卤水中煎熬的人物，必将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事业中，各自作出积极的贡献。

 

             高级领导撰写长篇再现反右、文革经历

    
    由作家出版社刚刚推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从囚徒到省委书记》，是一部由前省委领导同志亲自撰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若非亲历者，仅只凭想象，是写不出这样独特逼真、触目惊心的作品的。 

    这是一部有着深刻教育意义，对现实和未来都仍然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小说。反右派，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说是“文革”那场大劫难的先导，但却很快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不仅年轻的一代已无从回首，连当事人回想起来也仍然发蒙。本书的作者白石同志因始终不承认任何罪行，被打成极右，在劳改农场改造12年，又被押送回老家“群众专政”。他们夫妻二人以亲身经历为背景，在耄耋之年写出这部长篇小说，把几乎在我们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打包存档、束之高阁的往事，活生生地又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自传体小说令人震撼的篇章，炼狱中的暗无天日，血泪斑斑，让人心痛欲裂，难以卒读。传奇式的人生沉浮，大起大落，以纪实手法呈现，勾勒出一个大动.乱、大震荡时代真实生活图景之一隅。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小说，以艺术形象记载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它是一本内涵宝贵价值和深远意义的文献，是一份沉痛历史的刚强证言。 

    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张锲为这部作品撰写了序言。张锲、罗艺军、徐光耀、崔道怡等共同向读者热情推介此书。 

    作者：白石 冯以平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5月